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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1-11 11:07

潘向黎作为上海都市女性作家,有着独特的写作风格,她避开了同时期“身体写作”“另类写作”“私人化写作”等浪潮,以清新温婉的笔触书写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她的文字纯净而雅致,亦充斥着传统文化的古典韵味。她曾于1992年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两年,而这段异国的生活经历无疑对她的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的小说和散文中有许多内容涉及日本的风土人情与社会文化,即使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很少直接出现日本的地理背景,但主人公日本留学的设定,日本品牌、日本料理、日本动漫等日本元素却常常不经意地出现在文本中。此外,日本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亦渗透进她的艺术审美之中,体现为创作中对一些微妙之处的捕捉与刻画,以及对“清淡”“空灵”的偏爱等。

一、“日本情结”的具体表现

潘向黎的“日本情结”既体现在其作品经常出现的日本元素、日本背景中,亦隐含于其清淡、空灵而又细致入微的写作风格里。以其小说为例,《恋人日记》《秋天如此辽阔》《红唇殇》《他乡夜雨》等篇都直接以日本为背景,展示留日学生在异国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处境。《恋人日记》讲述了中国女留学生高晴与日本人内田弘元的跨国恋情。独自在东京的高晴漠漠穿行于繁华的都市中,过着上课、打工两点一线式的生活,内田对其的关心与照顾无异于甘霖之于荒漠,使得原本对日本男人心存芥蒂的高晴产生动摇,不自觉地陷入这段甜蜜而纠结的跨国恋情当中。“我愿意奉献珍珠,但不能让人视为麦粒”,在她身上,中国传统女性的保守矜持与现代都市女性的自由开放碰撞融合,作者将主人公矛盾变幻的心理动向置于异国的日常生活中,更加真实地展现出了留学生的情感状态。在同样是以日本为背景书写异国都市情感的小说中,《秋天如此辽阔》与《红唇殇》两篇则将人物放置于婚外恋情当中:前者的主人公徐珊珊爱上了有妇之夫天明,在认识到天明不会为她放弃现有的一切之后,选择辞掉工作远走本州南部,以旅行的方式摆脱东京钢筋水泥的丛林压迫和恋情千愁万恨的纠缠;后者的主人公砚青与尔谦的婚外恋情则以尔谦回国、砚青嫁给日本富商而告终。作者并不着意于利用激烈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在异国的生存困境,而是遵循人物自身的需求与渴望,以包容的心态展现其精神走向与情感归宿。相较而言,《他乡夜雨》这篇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则更为丰满且更具吸引力。故事在一间名为“折鹤”的居酒屋展开,它的“门口一根灯柱,顶上挑一茎孤零零的铁藤……灯光从格子拉门上透出来,柔柔的是一份盼望与诱惑”。在充满着东洋风味的“折鹤”中,芳野绫子、徐珊珊、张均和五十岚四个女人似乎也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而她们之间的情谊,以及她们不同的感情经历与人生选择亦因此别具韵味。

除了直接以日本为背景所展开的创作,在潘向黎的其他小说文本中亦可见日本的“影子”。《我爱小丸子》中的姜小姜十分喜爱日本动漫《樱桃小丸子》,她不仅在穿着打扮上像小丸子一样休闲可爱,而且将小丸子的想法和观点运用在自己的交友和工作中,甚至因小丸子而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一个记者。在失恋后,姜小姜也选择看这部她视为珍宝的日本动漫来疗伤,因为“小丸子在等着我,我不会对她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因为她还小,我不想让她知道大人有这么难过的时候……我要和她一起笑呀笑,一直笑到梦里”。动漫里小丸子面对生活天真而又浪漫的方式已经深深根植于主人公的心里,使她能够在遇到困难、挫折和其他人生问题时保持着内心的单纯,坚定对生活的热爱。此外,在另一些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中亦可见日本元素,如《白水青菜》中的嘟嘟按照《世界末日与冷酷仙境》中的食谱做了日本料理“村上春树餐”,并由此扮演起书中的角色;而《无雪之冬》中的徐珊珊、《牵挂玉米》中的江至柔、《师兄》中的舒叶、《寂寞如彩虹》中的“他”则都有着日本留学的经历;一些对于日本品牌的描写也散见于其作品当中。潘向黎的“日本情结”同样体现在日本文化对其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影响当中,她曾说:“现在我已经很少在作品里出现日本的背景了,但是影响还在。比如一些微妙之处的捕捉和刻画,还有对清淡、空灵的偏爱。花道苛刻的选材和清逸的构图,茶道的细致、收敛和含蓄对我的小说可能也有一些影响。”在《他乡夜雨》中,她对日本生活细节的刻画便十分细致,一笔一笔,不虚晃一枪,力求真实准确。她擅长在作品中描写细微之物,不仅将文本中的美好事物加以细腻呈现,而且将时代、社会变迁在城市和人物身上留下的印记不着痕迹地展露于笔端,如在小说中提及人物所使用的当季香氛或所搭配的流行衣饰等。而其小说中“大胆地留空留白”,如《穿心莲》中申蓝的内心独白、《白水青菜》中妻子对丈夫的淡漠一瞥,以及《无雪之冬》中徐珊珊沉沉睡去的开放式结尾,也都体现出了日本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

二、“日本情结”的生成因素

两年的留日经历无疑滋养了潘向黎的文学创作,并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持久的影响,而她的“日本情结”并不只是停留在表层的对于日本衣食住行、风土民情的认同与欣赏,更是一种对“故乡”的依恋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追寻。“在京都,我在那具体而微的长安城中、在那大街小巷的唐服唐风中惊愕、迷失了……不是我爱上这异国的古都,而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个异乡人,只因我来自那一去不返的时代,那从我们面前消失而依然存在于另一时空的地方——那是春江花月夜的故乡,也是男儿带吴钩的地方。”当“故乡”抽象为历史、人文的概念,即使在异国古都的秋风中亦能从一处景观、一种风俗中寻求到自我价值,感知到精神家园的存在。潘向黎出生于书香世家,她的父亲潘旭澜先生是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亦是其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者。“父亲不忍心我读那些宣扬暴力、反人性的东西,常会抄一些唐诗宋词在纸上给我背诵,许多年以后,我才体悟到其中的教益。”在她的童年时期,父亲亲手抄录的李白、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古诗词陪伴着她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对她后来对文学感兴趣、大学选择读中文系、成为作家,以及写作风格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潘向黎坚守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她的作品中信手拈来的古典诗词,以及对历史、对文学敏锐的感受力和判断力都体现出其温润雅致的古典美学底蕴。她在“现实俗世的热切与伤悲中尽显古韵典雅,进而寻找被我们忘却已久的文化襁褓,寻找我们自己的生处与来路,表达出对重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愿望”,京都的古迹、山水、料理都只是引发潘向黎“京都情绪”的外在因素,她内心深处对历史的敬畏感、对传统文化的执着追寻则是其对京都产生特殊情结的真正诱因。

在日本,作者可以回避具体的地域,干脆、响亮地向其他人表明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她变成了如此单纯的女子,没有背景,没有往事,可以远离拥挤、喧闹以及对现实的妥协。不管度过了怎样的夜晚,她在第二天又可以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教室里,即使需要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却由此实现了身份的“简单化”——在学校是同学,在打工的地方是合作伙伴,在外面消费时是顾客……除非主动地告诉他人自己的其他身份,否则将无人知晓,亦不会像在国内长期处于“被关心”“被督导”的境遇。在留日期间,作者国内的身份与特征都失落了,没有背景、没有过去,而只是成为没有任何附加的“我自己”。在这种身份简化的状况下,作者在面对日本时便更为从容,也更易产生亲切感。“在东京的日子,就像在度假。即使是紧张的、忙碌的、苦恼的,因为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因为知道会成为日后的回忆,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滋味”,因此,潘向黎在日本时的心情是放松的、随意的,她不必苛求什么,亦不用做长远的打算。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假”的她扮演着某种角色,而“真”的她却始终在一边安静地观看,同时准备在“拉上大幕时喝彩或者淡淡地一笑”。她既可以轻易融入异国的生活中,成为忙碌运转的社会中的一员,也可以随时从中抽离,以旁观者的角色审视形形色色的日本文化,这种身份的“简单化”使作者脱离原有的身份束缚与顾虑,以一种更为自由、舒展的生存状态面对异国生活,从而产生一种在国内所没有的独特情愫。

此外,1966年出生于福建泉州的潘向黎,在1978年即移居上海,她深受上海都市文化中“小资情调”的影响,追求雅致的生活品味、精神上的自由舒适,并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浪漫气息,体察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其随笔散文和小说文本,都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格调。她爱看时尚杂志,也会根据最新的时尚指南来搭配自己的着装,她笔下的人物亦有着时尚的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环境下,生存不再是人们生活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精神格调、内在需求的关注和对生活美感、质感的追求。潘向黎擅长写都市生活,认为写作并非要写农村题材才够深刻。在她看来,街道就是都市人的田野,咖啡馆就是其休憩的田埂,重要的是咖啡馆里的人和思想,而不是咖啡馆表面所带有的“奢靡”气息。都市中的细节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瞬息万变,若不记录下来,很快便会在历史中淹没。对于社会的细部审察,不但本身具有美学价值,而且能够更好地唤醒生活中被忽略的情感,那些“烫的”“凉的”“温的”滋味。与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小资情调”相似,日本文化亦十分注重“美”的细节,不论是精巧的服饰器物还是种种细致入微的社会服务,其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和对精致生活方式的追求。当受上海文化熏染的作者来到“小资情调”比之更甚的日本时,心生喜爱便在所难免,从而进一步生发出一种“日本情结”。

三、“日本情结”背后的女性意识与文化认同

潘向黎创作中所体现的“日本情结”不仅仅停留在喜爱日本风土民情的表面,亦非单纯地将日本元素或日本背景置于文本中,其背后可见的是作者对都市女性的情感命运、生活困惑、个人价值的思考。在日本这一以功利为上高速运转的现代化国家,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诱惑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蚕食着留学生们的意志,一不小心便使他们跌入物质的深渊中。但潘向黎笔下的徐珊珊仍坚守自己的底线,以自尊和清醒克制着内心欲望的膨胀,即使会有“真想有个人在我身边,听我说什么,或者对我说什么”的孤独感,会产生“有谁证明我靠自己艰苦奋斗比那些卖笑、傍大户的女子有价值呢?我的所有的坚持、一切努力,除了对我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的怀疑,也不放弃对纯粹爱情的追求。尽管她的内心需要男性的抚慰,最终却仍拒绝了萧的求爱。与之有着相似境遇的研青,即使在嫁给日本富商之后,亦仍每年到曾与尔谦约会过的箱根对两人的爱情加以缅怀。作者笔下,这些在异国生活的女性人物对爱情有着理想化的追求。在其眼中,爱情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原始肉欲的产物,亦不是打发无聊生活的消遣,而是男女双方所达到的某种“灵魂”上的契合。她们“往往是置身现实而向往完美,矜持自怜而渴望真情,个性孤傲而暗自感伤的中青年女性,总爱在理想的完美与现实的缺陷、意义的追寻与虚无的发现之中纠缠不休”,但作者在文本中并不以世俗的眼光对这些女性人物进行批判,而是尊重她们内心深处的声音,悉心谛听都市女性的情感诉求,对追求爱情理想的女性抱有同情和宽容。但对理想爱情的勇敢追求并不代表其笔下的女性将男性看成一种依附和归宿,不论是高晴、徐珊珊、研青,还是“折鹤”的老板娘芳野,都有着独立的人格,有着对个人价值和自我精神空间的追求。当个人的尊严与底线被打破,她们便会采取行动反抗将其置于尴尬境地的生存现实。

潘向黎擅于书写都市生活,将自己的都市经历和感受诉诸笔端。在她的作品中,内心真挚的抒情独白常常与带有哲理意味的思考辨析融为一体,在面对异国文明时,她如同其笔下的人物一般,带着理性和底线,坚守着自我的追求。她对日本的都市文化怀着一种亲密的感情,但又能够对其做出平和、客观的评价。她的“日本情结”并不会影响其对中国的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她的“人在东京”系列散文中便可见其对中日文化的明确态度。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审视时,她提出了对本国文化的自勉和自省,日本服务行业拥有优异的服务态度,而职业素养完备的服务人员更“像是樱花,每一朵都平淡无奇,永远无法细数,但她们都尽全力盛开,遂织就了这个太平洋岛国上空的一片绚烂”,从而使作者生发出“我们几时能够移栽并蔚然成林呢”的感慨。而其留日作品中对祖国的态度和文化立场却十分坚定,对于《朝日新闻》上有关日本五花八门的报道远不如上海杨浦大桥的进展引其注目。她喜爱日本一尘不染的街道,欣赏大和民族精益求精的物品设计,品味和服展现的另一种东方情调,但她又清醒地认识到“对异文化的向往、喜爱乃至仰慕,与真正的理解、把握、体味绝不是一回事”。她对异文化的同化保持着绝对的警惕,在异国所遭受的主动的与被动的、自觉的与不自觉的改变都无法使其陷入在外国是异乡人、回国仍是异乡人的悲惨境地中,她所盼望的是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同胞一起载浮载沉、一起经历风雨、一起苦海无边或回头是岸,共有一个完整的命运。正如刘阳扬对潘向黎的评价:“潘向黎的散文之所以区别于同时代的大部分女作家,就在于其文字背后所显露出的深刻的思想穿透能力。”她敏锐的悟性和思辨能力使其能够冷静地品味日本的文化,而不是单纯地进行文人的浪漫想象,她的“日本情结”作为一个观念、情感与意象的综合体,也因其本人的理性与睿智而有了特定的范围与深度。

实际上,在潘向黎的许多作品中,都可见其对日本文化的独特感受与独到见解,她的“日本情结”不仅体现在直接以日本为背景的文本中,也贯穿在她的其他作品里。可以说,潘向黎对日本的衣食住行、风土民情、社会文化的亲近感,是构成其“日本情结”的表层结构,而她对“故乡”的依恋,对历史的敬畏感,对中国古典文化、雅致生活品位的执着追寻,以及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渴求则是其“日本情结”的深层内核。她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文化认同都与“日本情结”相辅相成,渗透进她的创作中,并对其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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