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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2-19 11:34

中国民间叙事长诗向来是在民间文学领域中进行探讨。在民间文学领域,民间叙事诗又被称为“叙事诗”“叙事歌”“故事诗”“民间长诗”“故事歌”等,且其定义并不统一。

20世纪50年代乌丙安把民间叙事诗界定为“以口头诗歌的语言形式描述具有一定人物、情节的故事为内容特点的歌谣作品”,把史诗归为民间叙事诗的类型之一。1到了70年代末张紫晨认为民间叙事诗的特点是以韵文诗的形式,叙述完整的故事,篇幅较长,有人物有情节,开始关注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的区别,并有意识地将史诗从民间叙事诗中单列出来。280年代初,钟敬文指出史诗和民间叙事诗同样“都有较长的篇幅、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并认为民间叙事诗主要指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产生和发展的叙事体长诗。3这一界定及论述因钟敬文在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地位而很快得到广泛采用。王松在研究傣族诗歌时,将民间叙事长诗定义为,“凡是以诗的形式叙述某一事件的过程都应该说是叙事诗。”4这一定义较为宽泛。1992年,姜彬把史诗和民间叙事诗并列,从而确立了各自的独立地位。他沿用钟敬文的观点,从产生的时期和反映的内容上区别史诗和民间叙事长诗。他认为史诗充满幻想和神话色彩,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诗歌;而民间叙事长诗绝大部分“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发展的,反映的内容也大多为反奴隶、反封建婚姻制度的青年男女爱情和反对阶级压迫、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5,具有较强的时代烙印。钟敬文在1998年对民间叙事长诗的界定又做了修正,将英雄史诗划入民间叙事诗中。他认为民间叙事诗是民间口头创作和流传的、篇幅较长的韵文或韵散结合的作品,其基本特征是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注意塑造形象,并按内容将其分为原始性叙事诗、英雄叙事诗和世俗生活叙事诗三种。6到21世纪初,段宝林、刘守华等学者对民间叙事长诗做了更清晰却截然不同的界定。段宝林认为民间叙事长诗按题材分为史诗和爱情婚姻长诗两个大类。7刘守华、陈建宪把民间叙事长诗的内涵分为广义和狭义。他们认为广义的民间叙事长诗“应包括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具有庄严格调的史诗和后来产生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故事诗”,而狭义则不包括史诗在内。他们指出,长期以来,由于约定俗成,民间叙事长诗只指狭义,认为民间叙事长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并注重人物刻画的长篇韵文或韵散相间的诗歌作品,也称‘故事歌’或‘故事诗’”。民间叙事长诗和史诗得以更加明确的区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有叙述故事、刻画人物、采用韵文体式等,但又各有不同。“史诗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和国家形成的初期,是在神话的基础上产生的大型口头创作;民间叙事长诗则多为阶级社会的产物,没有史诗庄严的特点、宏大的规模、总汇民族知识的功能”。8

通过上述观点的梳理,可以看出,在民间文学领域,民间叙事长诗的定义和界限仍存在较大的分歧,民间叙事长诗与史诗之间一直存在复杂的纠葛。有学者认为,史诗和叙事诗概念界定的纠葛,是中国古典诗学规范和审美趣味受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结果,是中国古典叙事性诗论向现代叙事诗论演进的表现。9然而,由于开设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专业或课程的各个高等院校所采用的教材不统一,这些教材所持有的观点不一,致使学界对民间叙事长诗内涵的认识也不统一。

当前,学界多采用民间叙事长诗的狭义概念,将史诗和民间叙事长诗并列,把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都归为史诗范畴;而民间叙事长诗则只包括世俗性生活叙事长诗,其内容主要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爱情婚姻等情况。比如,贺学君认为,民间叙事诗就是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的叙述人世故事的诗歌,也可简称“故事诗”或“故事歌”,就内容而言,主要讲述人类告别童年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现实生活;就传承表演而言,对传承人以及演唱的时间、地点、情境一般没有特殊要求;就艺术而言,具有韵文体的形式、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3个基本要素。10向柏松指出,民间叙事长诗是为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并注重人物刻画的长篇韵文或韵散相间的诗歌作品,也称“古诗歌”或“故事诗”。他还进一步梳理了民间叙事长诗的艺术特征分类。11本文亦采用这一狭义的民间叙事长诗内涵,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世俗性生活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及其相关研究状况,反思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的趋势,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搜集、整理状况

中国民间叙事长诗作品在汉族民间文学中存量不多,但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蕴藏量丰富,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叙事长诗。尤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傣族的阿銮故事体长诗、悲剧叙事长诗,彝族的爱情婚姻长诗,傈僳族的传统大调长诗,纳西族的本调抒情叙事长诗,以及白族的本子曲抒情长诗等,这些长诗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典型的民族风格,呈现出西南民间叙事长诗异常发达的面貌。12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本民族叙事长诗作品,体现出本民族的叙事文学风格。

傣族和哈萨克族等民族有上百部民间叙事长诗。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约有五百多部,如《召树屯》《娥并与桑洛》《线秀》等思想艺术价值都相当高。哈萨克族民间叙事长诗共有两百多部,如《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查姆斯娅》《达斯坦》等。其他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中,已搜集、整理、翻译和发表的优秀作品有彝族的《阿诗玛》《红白杜鹃花》《我的么表妹》《妈妈的女儿》,纳西族的《鲁般鲁饶》,傈僳族的《生产调》《逃婚调》,白族的《青姑娘》《鸿雁带书》,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壮族的《唱离乱》《达稳之歌》,布依族的《月亮歌》《伍焕林》,土家族的《锦鸡》《哭嫁歌》,侗族的《珠郞娘美》《莽岁流美》,裕固族的《尕豆妹》《黄黛琛》《萨娜玛珂》《金银姐妹与木头姑娘》,维吾尔族的《艾里甫和赛乃姆》,蒙古族的《嘎达梅林》《陶克陶之歌》,达斡尔族的《少郎和岱夫》等。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多以爱情和生活为叙事题材,其内容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有关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等的形象画面。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不仅是民族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口承文献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间文艺的传承与保护。1950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全国开展和实施中国民间文艺传承与研究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主要有《召树屯》《娥并与桑洛》《线秀》《阿诗玛》《重逢调》《雪莲花》等多种单行本,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阿诗玛》。据笔者目力所及,《阿诗玛》是最早被整理出版的民间叙事长诗。这部长诗于1953年由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并进行了加工、润色。随后这个整理本于1954年发表于《云南日报》上,1954~1956年由4个出版社先后出版。1957年,《阿诗玛》整理本被翻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受到国际人文艺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后,《阿诗玛》整理本在国外出现了多种语言文字的译本,并被改编为电影、京剧、滇剧、花灯戏以及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3这一阶段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让学界关注到其艺术价值,为早期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79年9月,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工作大会在北京召开。随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启动了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工作。1984年,《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两个文件的印发,极大地推进了全国各地大批民间文艺专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们抢救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界思想大解放,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及出版,促使一批学者开始探讨这些长诗代表作品的思想、艺术、美学价值等文本内涵。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再次来到田间,对民间文学进行系统搜集、整理,形成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第二次高潮。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松帕敏和嘎西娜》《苏文纳和她的儿子》《葫芦信》《缅桂花》《嘎达梅林》《三只鹦哥》《赛玻嫫》《艾里甫与赛乃姆》《益西卓玛》等一系列新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得以整理出版,并出现了以某一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为主题的合集或选集,如《哈萨克民间爱情长诗》《布依族古歌叙事歌选》《彝族叙事长诗选》《哈萨克族民间叙事长诗选》《柯尔克孜族民间叙事长诗选》《苗族民间叙事长诗·苗族古歌》《苗族民间叙事长诗》《彝族叙事诗集》《彝族爱情叙事长诗》等。第二次搜集、整理的高潮,使得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加深入,对其认识也更深入。学者们加深了对长诗文本的“细读”,从整体情况、思想艺术、叙事风格、语言特色、美学价值等视角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随后的近十年时间,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一度较为沉寂。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整理再次受到关注,更多新的作品得以整理并出版。例如,《妈妈的女儿》《木荷与薇叶》《欧补娶妻》《凤凰记》《少郎和岱夫》《蛇王玛然》《拉仁布与吉门索》《松帕敏和嘎西娜》《木姐珠与斗安珠》和《羌戈大战》《高皇歌》《阿娌葩和鸳鸯花·相思鸟》《尸语故事》等单行本;《土族民间叙事长诗》《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一百卷》(哈萨克文)等以民族为分类进行整理、出版的作品;还有的作品则以省区为分类,如《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广西民间叙事长诗集成》等。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和整理也为其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全面的资料。尤其是学界开始反思田野观念,反思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方法。语境转向也让学界更加重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搜集、整理的过程。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了进一步适应数字化时代文化发展的阅读、研究与利用的需求,2010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实施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完成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建设。数字技术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搜集、整理过程中的应用,使其研究更加便捷、有效。2017年1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启动,呈现出大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重新整理集结成果。长诗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中12个门类之一,出版了100万字的长诗经典文本,并完善口传长诗遗产数据库。14在现代学术规范和学科准则下,民间文学工作者们搜集、整理并出版的长诗作品,将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推进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工作。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得以整理、出版的作品有近千部。这些搜集、整理和出版为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近几年来新一轮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或将会为被视为冷门的民间叙事长诗研究迎来新的春天与发展机遇。

二、梳理与回顾: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现状

伴随着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整理与出版,学界同时展开了对其代表性作品的分析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早期研究中,学者们重点探讨了代表性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的引介,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受到口头诗学理论和表演理论的影响,出现了从文本研究向语境研究的转向。由此,随后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中,一方面依然重视文本的细读,一方面着重探讨文本与语境的关系。21世纪以来,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以及向实践的转向,强调了实践和作为主体的人,强调整体性的综合研究,使得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成果众多,拓深了研究的空间。

(一)以文本研究为中心

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重点关注南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代表作品的思想、艺术、美学价值等方面的分析。例如,对《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妈妈的女儿》《游悲》等作品,学者们从思想性、艺术性或现实意义等方面展开研究。林忠亮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探讨了《召树屯》这一长诗所表达的爱情主题,诗中用抒情优美的民间语言,生动地描绘了英勇、智慧的人物形象,指出《召树屯》对傣族人民来说,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较高的艺术价值。15张积诚从美学的角度研究了藏族民间叙事长诗《日月情》的艺术形象美、自然美、形式美、语言美。16

到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某一具体文本思想艺术的“细读”,较前一时期更全面深入。从整体情况、思想艺术、叙事风格、语言特色、美学价值等视角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地研究。这些文本的“细读”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认识。

从文本的整体艺术特色对某一作品进行深入探讨。例如,黄云从叙事手法、语言的运用、人物性格塑造、民俗风情等方面分析了壮族长诗《嘹歌·唱离乱》的艺术特色。17李生福探讨了彝族爱情叙事长诗《红白杜鹃花》中的婚姻悲剧和反映社会矛盾的思想,以及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人物与环境描写相映衬等艺术特色。18何新南评介了回族民间叙事长诗《紫花儿》,探讨了长诗中抒写的爱情主题、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长诗中所再现的宁夏六盘山区回族生活的风情画。作者还分析了长诗的语言艺术特点,并指出《紫花儿》的整理出版对回族叙事诗创作的积极影响。19

从语言特色的角度分析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更加系统化。黄中祥对哈萨克族叙事长诗《阔孜库尔佩西与芭艳苏露》不同版本的结构特征、韵律特点、节奏特色等问题进行了系列探讨。20赵四美分析白族叙事长诗《青姑娘》的语言特色,论述了该长诗本子曲形式的结构特色,以及语言上讲究声音和谐美、词语淳朴美、形式变化美、修辞乡土美等特点。21张强、宋国庆则对回族民间叙事诗的话语实用功能进行了体系性分析。他们认为回族民间叙事诗在遣词造句上多使用“原生态”的民间俗语,叙述话语以情感描绘的方式感性地反映了生活客体,叙述语言素朴流畅,便于传唱。22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长诗的叙事特征,如杨波重新审视了维吾尔族叙事长诗《世事记》的叙事意图及其表层、深层叙事结构,从而阐释其哀叹命运多舛、渺小的个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主题。23

以某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为分类,对其整体情况进行评介,取得了较好成绩。贺学君对历代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叙事诗进行了梳理。24阿吾里汗、刘兆云从形式与内容、来源与用途对哈萨克族民间叙事长诗进行分类和评介。25乌拉赞巴依、校仲彝概述了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的整体情况,并分英雄史诗、爱情长诗和传奇长诗三类进行评介,讨论了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产生的时代背景、诗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所展现出的民俗风情、社会状况和信仰等。26赛比哈孜、倪合买提、巴依达吾列提、王景生重点评介了哈萨克民间爱情叙事长诗的思想内容。27云南省民间文学西双版纳调查队搜集整理了傣族的民间叙事长诗,并对傣族古代的几部叙事长诗进行了评介。28肖玉明研究了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爱情描写,分析了这些傣族民间爱情叙事长诗中描写的主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问题。29李缵绪评介了傣族叙事长诗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美学价值。30

也有学者就某区域的民间叙事长诗进行研究,如农冠品评介了广西各族民间长诗的主题内容、艺术个性和美学价值31;刘亚虎用叙事学的方法,就南方民族叙事诗的“时长”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南方民族叙事诗叙述故事在“时长”的表现上有省略、概要、场景、延缓、停顿等叙事手段32。

(二)从文本向语境的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西方理论思潮的不断传播,中国学者在进行自我审视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理论,并与中国本土化实践相结合。民间文学工作者系统引入口头诗学理论和表演理论,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本土化研究也不断深入,由此对文本本身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从文本研究转向语境研究的新趋势。更多的学者注重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揭示和分析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内部机制以及从口头到书面的形成规律,反思和批判文本物化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俗学者们反思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将口头理论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联合,创造性地发展出口头诗学理论、表演理论和民族诗学理论,从而将口头传统的研究从文本转向语境。表演理论围绕着表演者和受众之间“艺术性地、技巧性地展示交流技巧和有效性而进行的说话和行动的方式”进行辨识、描述和分析,试图探讨“社会是如何通过话语来建构的,以及话语系统是如何社会性地被建构的”等问题。33鲍曼从民俗学和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口头艺术视作一种表演,而表演是一种言说的方式,通过探讨表演自身,来考察文本如何在实践中被使用,从而建构一套“以表演为中心的方法”来研究口头艺术的分析框架。34如果说表演理论重在探讨表演时的语境,以及对受众的影响等,关注派生语言特征和特殊符码等问题,那么,民族志诗学关注的则是“讲述中的物化事实”,除讲述语言的特殊形式之外,还关注姿势的视觉效果、声腔的高低和音质问题、乐器配置乃至服饰装束等所具有的特定象征和指示意义;而口头诗学是口头理论与民俗学和人类学理论结合发展中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强调跨越不同传统的比较和对照,试图抓住不同传统中的共同性问题。35帕里和洛德通过对口头史诗演唱的近距离观察,创立了“帕里-洛德理论”,又称“口头程式理论”,从修辞性词语的字面含义和场景结构,关注这些范式所包含的深层意蕴,通过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以及故事型式或故事类型3个核心概念和相关分析模型,解释诗歌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发现口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3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民间文学学界将口头诗学理论、表演理论和民族诗学理论陆续引介到中国,并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的史诗,进行本土化实践,取得了不少突出的成果。近年来,在朝戈金、尹虎斌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的史诗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朝戈金的史诗研究,基于对蒙古诗歌的句法分析,并从中总结出的一些诗学规则,强调了民俗学和口头传统结合的语用学研究。37他重视口头传统的创编、流布和接受法则问题,将口头诗学进一步体系化,结合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富资源,建立了一套比较便于操作的口头诗学研究方法。38以杨利慧为代表的民俗学研究者,引介表演理论并进行本土化实践,将中国民间神话故事放置到特定语境中阐释、分析和描述表演情景,强调交流形式而非表演内容,使得文本和表演事件都成为研究对象。39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受到中国史诗研究和神话故事研究的启发,借用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文本和语境进行分析和阐释。

学者们探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文本与语境的关系,分析在语境中的整理、改编和翻译等问题。例如,国内学界对《阿诗玛》的研究就从早期对其内容与艺术价值的探讨,更多地转向文化研究,从重视《阿诗玛》的文本、源流及版本分析转向了《阿诗玛》的传承、保护及相关文化研究,由原先单一的较为表层的论述转向深入、复杂的专题研究。40巴胜超从口头文学的传播角度对《阿诗玛》传播和传承的特点进行了讨论。41王宏印、崔晓霞对戴乃迭运用英国歌谣体翻译中国少数民族叙事诗的实践,作了体制、格律与语言等层面的分析。42赵一平的博士论文以流传于大理白族地区的叙事长诗《黄氏女对〈金刚经〉》为案例,通过田野调查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文学分析。43徐新建以当代作家伍略对广泛流传于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仰阿瑟”的电视改编为例,论述苗族文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不断演变的文化意义。44仲林通过对《阿诗玛》口头文本及源于口头文本的细读,阐明了共时的叙事表演与历时的口头传统对文本形态的塑造作用,探讨了改进民族志工作的必要与可能。45

在对语境的关照下,胡芳、孙子呷呷、邓繁荣等学者借鉴了口头诗学理论和表演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口头程式、社会文化习俗以及表演叙事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分析。46罗钊将《阿诗玛》置于诗学理论的背景下,以长诗的一些特定词句为样例,借鉴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方法、叙事学的理论进行诗学分析,探讨了《阿诗玛》民间叙事诗的口头传承特征。47

这些研究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静态的文本扩展至动态的语境中进行探讨,重视语境中文本的形成过程,聚焦传承人及其口头创编和演述、口头文本的整理等问题,目的在于探讨口头传统的内部运作过程,揭示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传播和演化模式。学者们通过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文化语境,从所涉及日常生活的现实、地理环境和社会组织等要素中,获取有关地方背景的信息,分析其中的习俗、传统、事件、社会关系等。对于活态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返回语境的研究,为其拓宽了研究空间。

(三)跨学科方法的借鉴

21世纪以来,各学科都试图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突破自身研究的局限,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也在尝试运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并向实践科学转向,在研究中强调实践,强调作为主体的人。

民间叙事长诗主要属于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往往在节日庆典或祭祀仪式等传统文化活动中讲述和表演,并借此传承和传播。研究者们在对民间叙事诗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了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孙辉、朱崇先等学者分别从文本中探析社会学的符号或其文史资料价值。48黄玲则用民族志的方法,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口头叙事传统和民族心理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来分析文本。49

有的学者还运用了旅游管理学的方法,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与旅游景点的特色结合起来分析。罗曲、曾明等以《阿诗玛》为例分析了彝族传统文学与彝区休闲旅游的关系50;刘朦探讨了阿诗玛口传叙事诗在石林景观中的呈现和傣族“孔雀公主”故事在佛寺景观中的呈现51。

近年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成为热门,这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孙正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视角,对湖北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52

总体而论,文本与语境互动关系的研究,使得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使整体经验的研究有了更多可拓展的空间和可能。梳理和回顾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厘清研究中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利于促进其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提升,更有利于保护和传承这一活态的文学样式。

三、问题与反思: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存在的问题

回顾以往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界已取得诸多成绩,但在搜集与整理、理论与方法的探讨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之处。

(一)搜集与整理有待深入

首先,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蕴藏量丰富。虽然自新中国建立至今七十多年来,搜集、整理并出版了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作品,但还有海量的民间叙事长诗及其各种异文散落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待民间文学工作者去挖掘和整理。在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的过程中,田野作业的方法、采录和搜集存在粗糙和不全面的地方,缺乏理论指导。文本资料的采录和描述不够科学,早期的田野作业侧重于对材料的记录,欠缺田野实验,案头准备和理论预设也不够完善。53

由于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不同于一般书面文学的阅读活动,其文学接受过程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完成的,创作、表演和传播同时完成,对文本的接受过程,不仅包括演述者的表演,还包括观众能动地参与到表演中的过程。这就需要在田野作业时,说明语境要素,以有助于解读文本。然而传统的田野作业,缺少翔实的纪录,缺少“深描”。

再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早期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与整理在方法论上受到极“左”思潮影响,政治标准先行,“改旧编新”方法占据上风。54例如,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在搜集了《阿诗玛》20种异文的情况下,采用“总合”的整理方法,将这20种异文全部打散,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地归纳。55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在归纳总结的过程中,工作组按照阶级意识原则,将原来流传于民间具有复杂因素的长诗,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的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足,最终形成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定本。这样的“总合”整理方法,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间叙事长诗的民间复杂性和民间精神,将文本简单化,甚至导致产生一些与民族民间文化产生矛盾和悖论的情节和人物形象。

如今,随着网络与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等自媒体发展迅猛。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带给人们一系列生活上的便利,同时,也给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口头文学生存空间带来极大冲击。56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型,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等民间文学的传承空间。再则,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民间文学生存机制的变化,使其面临生存与发展困境。由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整体性视角不够、保护取向上不均衡、功利性较强等问题,致使民间文学作为生活所需的传承动力逐渐减弱,其口头传承特征也在被各种网络与新媒体技术手段所消解。57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保护在非遗语境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对其传承人、传承场域、语境等方面的保护明显不足。这造成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生存困境。

面对这样新的语境,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过程中,应反思采用何种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进行采录工作,才能突出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复杂性和民间精神,突显民间文学那种活泼的生命力,传承民族文化。

(二)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有待加强

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理论建构、研究方法等探讨仍显不足。由于“民间叙事长诗”的概念与史诗、故事诗之间复杂的纠葛,严重影响了民间叙事长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反思口头文学研究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借鉴国内史诗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用口头诗学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理论等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和阐释,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对口头诗学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理论的评介还不够全面。国内研究者一方面存在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这些民间文学研究理论还存在误解,本土化实践不够丰富。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也借用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来探讨相关问题,但成果有限。在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进行研究时,总体上呈现碎片化现象,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和范式提炼还不够。

国内学界对外来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存在全盘接受或简化理解的误区。比如,表演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鲍曼将“表演”一词赋予了3种侧重点不同的意义。而国内介绍的表演理论主要是第三种意义上的表演,即作为口头诗学的表演,是处于特定情境中口头互动交流的艺术实践,这种意义上的表演有其局限性。58国内表演理论实践存在缺乏对特定情境中发生的具体交流事件的细致考察和分析59,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的表演理论实践中同样存在。并且表演理论的实践研究彻底颠覆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一旦过于关注语境关系的事象研究,易将文本与语境分离,从而滑向另一个极端。可见,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领域中,理论反思和方法论探讨还有待加强。

四、拓深与展望: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发展的路径

虽然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的发展存在一定困境,但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搜集和整理阶段,需要在对文本和田野作业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的基础之上,更新田野观念,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只有更新田野观念,才能够促进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有效搜集和整理。假借新科技之手,建设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资料库和数据库,促进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实践中,通过理论与方法的反思与探讨,探索其研究得以纵深发展的可行路径。在当下民间文学转向文本实践研究60的趋势下,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文本实践的综合研究或是其新的方向。

(一)加强搜集和整理:田野观念的更新和新技术的运用

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过程中,要更新田野观念。由于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传承的生境发生了改变,在新的语境下,民间文学工作者在“田野作业”时,不仅要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和“参与观察”,还应着重“田野研究”,进行理论预设。通过田野作业、访谈、田野笔记、田野记录、田野报告、田野迻译,田野的文本化到形成系统的田野档案等一系列环节,提供田野文献识别、获取、处理、存储和传播等全过程的证据,从而支撑文本的阐释,发现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检验、修正预设理论。61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田野调查中,要关注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技术和手段的采用、搜集程序的设定、现场实验、表述单元、观众的作用、表演中的创编、如何成为歌手、长诗的传播语域等方面的问题。62由于记录的手段对记录文本的面貌有着明显的影响,要采用有效的口述记录方式和手段。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表演或口述,对采集人和讲述人的要求都较高。采集人和讲述人作为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实践者,在采集和表演过程中,也传承了他们的权利和意志。这就有必要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关注表演的即时性和表演者的创造性,关注当下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声音、姿态等“文本”。

除搜集和记录之外,在田野过程中,还可进行一定的现场试验,以便更为精细地考察长诗的语境、流布及现场表演中的创编和检省,歌手与听众之间的互动。63还可围绕传承主体及传承场域进行立体化跟踪调查,结合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实时跟踪搜集和记录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演述的方式、内容、情境等要素,并对田野调查材料,尤其是表演语境进行民族志式的“深描”。这将有助于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口头叙事表演情境进行分析,理解和阐释表演的深层涵义及异文文本。

在数字化和媒体融合时代,人文社科领域的电子化、多媒体、数据库的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民间口头艺术文类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整理和出版,应更多地结合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记录和保存活态文学样式。由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单位组织有关专家,从事田野调查,进行资料整理,将相关原始资料中的图片、文字等文献资料全部数字化、影音化,建立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建设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影音图文档案库,以便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手段。

在大数据时代,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搜集和整理还可依赖大数据的运用。对大数据的运用,有利于便捷地阅读、翻检大部头的民间叙事长诗,对长诗中的人物介绍、地理分布、情节结构类型等关键数据的标识,能够便捷、有效地抽取数据段进行分析,尤其有助于对异文的对比,对不同题材内容的“互文”探讨等,从而促进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

(二)理论与方法的反思与探讨:走口头叙事诗学的综合研究之路

研究的实践和理论方法的探讨是彼此相长的。20世纪80年代,在民间文学研究实践的基础之上,段宝林提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倡导“立体描写”的研究方法64;刘锡诚倡导对民俗进行“整体研究”65。但那一时期“整体研究”的提法更多停留在民间文学的理论探讨阶段,实践的案例研究有限。21世纪国内民间文学领域在表演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中,非常重视语境的研究。然而就文本而言,语境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学者们开始反思“为语境而语境”的做法,提倡“综合研究”。66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对表演理论实践的反思,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使得综合研究成为新的可能。

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中,关于新的“整体研究”“综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应有更多的探讨。在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中,可将强调历史维度的研究和关注当下语境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宏观的、大范围的比较研究与强调区域特征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将文本研究与语境的研究结合起来;将静态的文本研究与动态的表达行为和表演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67将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体创编、演述能力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综合多种理论视角和方法的长处,走一条口头叙事诗学的综合研究之路。在综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基础之上,将实践研究与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创新相结合,是深化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的重要路径。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中,研究者应将文本和语境更多的结合,重视文本与语境的互动过程。研究者可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从认识研究转入实践研究,从文本化和语境化的整体经验来研究,以便能深入、切实地理解和把握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文本问题。在对个案进行大量深入的探索式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其形成的规律,探讨民间叙事长诗的叙事法则,并提炼其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建立一套“口头叙事诗学”理论,创立一个便于操作的口头叙事诗学综合研究方法。

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具体研究实践中,一方面要强调以文本为中心,注重传播和传承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角度,从而对少数民族叙事长诗传承、演述和创编进行全新理解,对文本形态和语篇结构做出新的阐释,从方法论上实现突破。同时注重民族志背景下的情境实践,关注民间叙事长诗背后呈现出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与社会环境等多重维度,获取有关地方背景的信息,如习俗、传统、实践、社会关系等。另一方面还可通过比较的方法,突出民族性和区域性,从而深层分析不同区域的各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内涵和特色,并进行跨区域、跨文化的宏观审视和系统比较。

由于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相对沉寂,在研究中有必要紧密追踪学科前沿问题,关注研究热点,以寻求和把握发展契机。例如,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许多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都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和经验积累中吸收养料,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如分析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传承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历史转型及艰难处境,探讨其发生与传承机制,影响传承的因素,探索其传承的路径等问题。

总之,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研究中,从作品的搜集和整理、理论和方法论的拓深等方面着手突破,进一步拓宽研究空间,使其得以长足发展。研究者应更新田野观念,利用新的科学研究技术,从事田野调查,进行资料整理,建立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手段。要全面了解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传承机制,深入阐释作品的意义和内涵,就要完善理论建构,拓深方法论的探讨,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建立一套口头叙事诗学的综合研究理论,创立一个便于操作的口头叙事诗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还应充分发扬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中的民间精神,重视地方性知识和民族传统文化。通过追踪学科前沿问题,关注研究热点,寻求和把握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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