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同行——论王敏之的民族文学批评

日期：2023-05-06 09:26

王敏之先生是新时期以来广西文艺界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据统计，仅1981-1995年王敏之发表的单篇文艺评论和研究文章就达312篇，300万字，专著4本；主编文艺论著31本，522万字[1]435。他长期致力于当代文学评论的写作，密切关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他的评论和研究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影视文学等体裁，显示出其渊博的知识和修养。王敏之的文学批评主要收集在《桂海文论集》《民族文学研究集》《小说品鉴集》《学艺集》《谈文说艺论创作》等著作中。王敏之在广西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持工作多年，认为自己对广西文艺评论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论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主动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批评和研究，这是对文学理论重要性认识的觉醒，体现了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一、王敏之的文学批评观和民族文学观

王敏之早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系统学习了文艺理论知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十分喜爱，这为他的文学评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作家的联络和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实践经验。他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学观点和理念，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民族化方向并将其贯彻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

(一)文学批评观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王敏之从事文学评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观点和理念，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自觉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之初，当有些人冷落或者嘲讽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王敏之旗帜鲜明地批判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而且与之进行斗争，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不能丢。王敏之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以社会效益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准则，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并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王敏之还对文艺批评的目的与任务、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批评的社会性质、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进行细致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王敏之先后写了《新时代对文学的呼唤》《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不能丢》《论邓小平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贡献》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王敏之认为，文学必须真实反映时代的本质和人民的生活，在我国则要面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广西则必须熟悉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了解广西文坛的现状，才能准确把握新时代的生活和主旋律。

在王敏之看来，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独立工作，两者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同时，文学批评又受到时代精神和作家作品复杂性的双重影响。因此，批评家必须熟悉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况，才能避免出现各种偏颇和失误。王敏之认为文艺批评的目的与任务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激发人们献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2]。他指出文艺批评家的社会责任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充分肯定反映了时代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而批评于人民有害的文艺作品，通过褒扬、贬抑手段去推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因此，文学批评则要增强现实针对性，从实际出发努力解决实际的问题，以引导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二)民族文学观

王敏之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并有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学观点和理念。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始终离不开文艺理论的指导和总结，离不开文学评论的鉴别和促进。在《关于文学民族化的若干思考》中，王敏之系统提出了他的民族文学观念。他指出文学的民族化是极为重要和经常讨论的问题，它关系到民族文学的前途和命运。而文学民族化始终是文学的基础和坐标，离开了这一个基础和坐标，民族文学也就不存在了。“文学民族化不仅关系到文学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激励民族自豪感、荣誉感和振兴民族精神的问题。”[1]91至于文学民族化的内容则不仅包括运用民族的语言和表现形式，也包含着民族的社会生活、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等。文学的民族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征，因此民族作家应该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道路。同时它应该具有民族化的价值追求，善于借鉴外国先进的文学创作方法，才能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两种属性。在分析瑶族作家蓝怀昌、莫义明等人的小说创作时，王敏之指出民族文学贵在民族特色，而形成这种特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理环境、语言文字等，但主要还是取决于民族的思想感情、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作家通过民族生活的题材，表现出一个民族心理素质与时代的联系，从而具有时代精神，却是鲜明体现民族特色的根本。”[3]112文学民族化的分析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性方针。王敏之坚持党的民族文艺政策和批评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大力推动我国民族地区文学的繁荣发展。此外，在《论民族戏剧剧本质的特征》中，王敏之还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戏剧观点。他认为民族戏剧即民族的戏剧，既要具有民族的主体意识，又要注重民族生活的变革(包括民族间的融化运动和民族的觉醒);既要准确把握民族风俗的注入，又要在艺术上有突破之处，包括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塑造社会主义民族艺术形象问题、民族语言特色问题三个方面的内容等。

二、王敏之民族文学批评的内容

王敏之长时间在广西文联工作并开展文学批评活动，他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占据了其文学批评的重要部分，其内容分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综论和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分论，其中作家作品论又包括小说评论、民族诗歌评论、戏剧评论和影视文学评论等。

(一)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综论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各少数民族先后出现了自己的作家群。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王敏之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广西文学的评论文章，其中著名的如《新时期广西文学十年纵横谈》《一个民族的文学觉醒与跨越——新时期壮族文学概览》《作家，是文学成熟的第一要素——广西各少数民族作家之比较》等。在《新时期广西文学十年纵横谈》中，王敏之概括了广西新时期文学的五大特点，即步入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猛增、中篇小说从零起步且发展迅速、青年文学创作群体的兴起、民族文学跨入高层次的艺术殿堂、对文学理论重要性认识的觉醒[1]65-72。他认为，广西以社会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手法仍然是文学创作的主潮，同时受到全国大众文学和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广西的通俗文学和探索文学也获得快速发展，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作家，是文学成熟的第一要素——广西各少数民族作家之比较》中，王敏之对广西各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了比较，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分析了各民族作家群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发展的决定因素[1]81-89。他认为民族经济的变革，革命文化的影响，促进和带动着民族作家文学的兴起和演变。改革开放使广西各少数民族文化觉醒并具有了自己的作家文学，广西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促进，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交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同时它们之间也面临着竞争，作家中存在的危机感和焦灼感需要引起关注。具体到广西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王敏之肯定壮族作家队伍多层次局面已经形成，而仫佬族作家群正共建着本民族的文学；瑶族作家们的艺术风格各异，正在争取文学殿堂的一席之地。王敏之强调指出，作家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充分推动作家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才能呈现崭新的局面。

王敏之在《一个民族的文学觉醒与跨越——新时期壮族文学概览》中，对新时期的壮族文学创作进行了概括和评论，认为新时期的壮族文学从民间文学变化到以作家文学为主，逐步走向兴盛和繁荣的局面，并在内容、形式和文学格局上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不仅展示了壮族民族灵魂的广度和深度，而且紧贴时代，靠近现实生活，展示了壮族人民奋进的民族精神和意志。他结合大量的文学作品分析了壮族诗歌和小说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指出新时期的壮族文学塑造了壮族的英雄形象、妇女形象、歌手形象等。他还指出了壮族文学存在的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法，即不要脱离壮族文学发展的基础土壤，也不要为其划定什么模式，壮族文学只有沿着自己的规律走下去，才能实现民族的特色和展示民族性格。王敏之还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壮族文学的几点建议：把壮族文学的根牢牢扎在壮族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坚持基础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建立壮族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加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工作[4]82-84。王敏之在《仫佬族作家文学创作概析》中还较早对仫佬族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和评价，重点评论了包玉堂、龙殿宝的诗歌，唐海涛的小说，潘琦、包晓泉的散文等，同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

(二)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论

王敏之的文学批评密切关注广西民族作家作品，系统评论了十几个少数民族六十多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陆地、韦其麟、包玉堂、苗延秀、周民震、李英敏、莎红、韦一凡、黄钲、苏方学、苏长仙、蓝怀昌、潘琦、冯艺等人。按照文学的体裁分类，王敏之评论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歌和散文，最后是戏剧和影视文学。

1.少数民族小说评论

王敏之撰写了多篇小说评论，详细分析了陆地、韦一凡、黄钲、苏学方、蓝怀昌等人的作品。他认为广西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反映了当下的现实状况，突出了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生活，体现出本民族特色的内容并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在《陆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理论初论》中，王敏之分析了陆地小说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点，认为陆地的历史题材小说是“人情力求其真”,他的长篇小说《瀑布》是“先驱者立起的路标”,展现了宏伟的革命气势和活生生的历史画面。这部小说不仅塑造了韦步平、凌云青等人物性格和形象，具有深厚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而且场面描写精心微观，生动形象，将载入民族文学的史册。在《陆地文学创作六十年论坛》中，王敏之结合陆地的生活经历系统评述了其文学创作的历程和发展情况。他高度评价《美丽的南方》的成就，认为它是壮族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真实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壮族农村所发生的伟大变革，蕴含着历史的厚度。“小说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作家以在典型环境中刻画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一个从奴隶的深渊中得救，进而锻炼成为壮乡建立社会主义大厦支柱的韦庭忠的英雄形象。”[1]378韦一凡是新时期伊始壮族作家的中坚力量，王敏之认为他在小说创作上坚持走自己的路，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物，反映了壮族人民的生活，并且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在《蘑菇云·原子弹·壮族作家》中，王敏之高度评价了苏方学的长篇小说《原子弹四部曲》,认为其塑造了新中国英雄群体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制原子弹的丰功伟绩，并指出了其中爱国主义精神的丰富内涵。

2.少数民族诗歌和散文评论

王敏之评论了韦其麟、包玉堂、苗延秀、莎红等广西知名的诗人。在《论韦其麟的诗创作》中，王敏之认为韦其麟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取材于民族民间传说和故事创作的叙事诗上，其追求的核心是发掘本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之美，其代表作《百鸟衣》《莫弋之死》《寻找太阳的母亲》等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和追求。在《论韦其麟及其诗歌创作之路》中，王敏之把韦其麟的诗歌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概括和评价了他在每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情况，肯定了其长篇叙事诗的艺术成就和他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上的重要贡献与地位。王敏之在《莎红诗歌的民族特色》中分析了壮族诗人莎红诗歌的民族特色，认为他的诗歌不仅描写自然自在的少数民族生活，而且体现了少数民族的思想气质的朴质美和感情的真挚美，还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反映了民族色彩的新生活。王敏之还评论了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认为他扎根于生活，积极投身于社会伟大变革的实践中，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作为民族的代言人，其诗歌充满了自己的民族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苗延秀是侗族当代著名的诗人，他建国初创作的长诗《带刺的玫瑰花》取材于民间故事，塑造了一位勇敢反抗和斗争的侗族少女娘梅的形象。王敏之认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诗坛的最高层，而在社会价值上也具有揭示社会本质的深刻意义，诗歌体现了作者对本民族的热爱之情，是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此外，王敏之还评论了黄福林、苏长仙、潘琦、包晓泉、冯艺等人的散文作品，认为他们的作品为广西新时期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他认为其中壮族作家的散文诗创作引人瞩目，硕果累累。黄福林以革命历史题材的散文创作著称，王敏之在《读黄福林的散文》中概括了黄福林散文的艺术特色，即念及往事，暗藏文旨；牵情联事、以情铸文；语言朴实无华，富有动感。王敏之认为潘琦的散文则扩展了抒情的特长，在情理交融中展现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精神面貌，既注意意境的创造，又给人一种奋进的力量和有益的启迪[1]65-74。

3.戏剧和影视文学评论

周民震是广西著名的壮族电影文学作家和导演，他创作了大量的影视文学剧本和影视作品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敏之在《探索者勇 勇者必胜——周民震电影文学创作概观》中，高度评价了周民震在电影文学上的成就，认为其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改革开放前为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他勇敢地揭示事物中的矛盾，展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意志和愿望的冲突；第二阶段，他突破世俗偏见和社会舆论，潜心喜剧电影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创作；第三阶段，他把艺术的笔伸入了社会生活，这成了他创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学生三部曲”呼唤新的美好心灵[3]215-222。王敏之认为周民震始终重视生活的积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指导自己艺术观的建设，并在剧作中表现出鲜明的浓郁的民族特色。

王敏之还评论了广西民族文学的研究著作和学者，同时阐发他对民族民间文学的观点。如他在《神探文化矿 精取民族魂》中简要评论了潘其旭、韦苏文、吴浩、过竹、廖明君、王荣光、邵志忠、黄桂秋等人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肯定了他们对广西民族民间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成就。在《壮族当代文学发展脉络及民族特色的寻探》中，王敏之高度评价了黄绍清《壮族当代文学引论》的贡献，认为它是我国第一部壮族文学研究专著，作者在占有详实资料的基础上，对壮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论著不但勾画了壮族文化发展脉络，展示壮族文学整体面貌，深刻剖析作家作品，展现壮族文学的民族特色，而且分析了壮族文学前进的足迹，透视壮族文学发展的趋势。黄勇刹是壮族著名的诗人和研究者，王敏之在《有钱难买心头愿——记壮族诗人黄勇刹的民歌研究》一文中，回顾了黄勇刹的诗歌采风经历和诗歌创作，高度评价了他在民歌研究上的丰富内容和贡献，特别评价了其论据的真实性和研究的深度。“他能跟随着壮族历史的发展，捕捉到壮族民歌产生、变异和发展的脉络，从壮族民歌的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的特点中，总结出民歌创作的普遍规律，则是显而易见的贡献。”[1]197王敏之还评论了少数民族学者蓝鸿恩、黄绍清、杨绍涛、韦苏文等人的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与成果等，认为蓝鸿恩的《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收获。这些文章体现了王敏之对文学民族化的深入思考和对民族文艺繁荣发展的热情呼唤。

三、王敏之民族文学批评的特色

王敏之数十年专心致志和勤奋耕耘于广西的文学批评事业，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突出对作品民族特色的分析，其风格多姿多彩，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坚持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

王敏之坚持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重视分析作品的社会历史批评内容，并突出文学作品的社会效益。他认为文艺批评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性的科学”“应该把社会效益作为检验和评价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的最高准则”[1]62。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掀起一股文艺批评方法论的热潮，侧重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内部的批评与研究，王敏之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这种偏颇，认为应该重视作品外部的社会性、时代性、历史性和影响价值的研究。王敏之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强调文学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并突出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主张从社会历史和艺术性的角度来综合评价文学作品。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王敏之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重视对作品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如在《他这部小说引起了轰动》《蘑菇云·原子弹·壮族作家》中，王敏之分别对蓝怀昌的长篇小说《北海狂潮》、苏方学的长篇小说《原子弹四重奏》的社会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它们鲜明的深刻主题和时代意义。王敏之还在《小说品鉴集》中分析了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如《第一个总统》中的孙中山、《桂系演义》中的白建生、《山城剑影》中的岩奇林等，并揭示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无不体现了他坚持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并成功地将其运用于批评实践中。

(二)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互结合

王敏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带有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互结合的特点。一方面，他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有着整体的认识，对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着全面的了解。他重视从时代的高度来审视广西文学的发展，把握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和精神内涵，从而使其文学批评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如在《新时期广西文学十年纵横谈》中，王敏之系统概括了广西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表现出的新特点，高度肯定了其取得的丰硕成果，认为这是我国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正确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的结果。在具体论述广西各个少数民族文学时，王敏之做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如在《作家，是文学成熟的第一要素——广西各少数民族作家之比较》中，他既论述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兴起和演变的原因，又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和交流情况。在《一个民族的文学觉醒与跨越——新时期壮族文学概览》和《仫佬族作家文学创作概析》中，王敏之从宏观上分别对壮族和仫佬族文学创作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同时也指出了各自存在的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另一方面，王敏之还对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展开了具体入微的分析和评论，在《先驱者立起的路标》和《蘑菇云·原子弹·壮族作家》中，王敏之分别对陆地的代表作《瀑布》和苏方学的长篇小说《原子弹四部曲》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多方面的分析，并重点评论了其中的人物形象。他在《论韦其麟的诗创作》《诗人的足迹》《侗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等文章中，则分别对韦其麟、包玉堂、苗延秀的诗歌进行了精彩的评论，列举和引用了大量的诗作和诗句，得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这些都体现了王敏之文学批评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特点。

(三)积极扶持文学青年和新人

王敏之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积极发现、推荐和鼓励大量的文学新人，在《广西日报》《广西文学》等报刊杂志上，撰写了《置身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的人》《他们是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初试锋芒，即现旺盛的创造力》等文章，及时发现并评论了一批青年作者，使得他们被广西文坛所关注。例如，1988年广西青年作者伍开元创作的长篇小说《十元怀胎》出版后，在文坛上反应冷淡，王敏之却称赞这“是当代文学中写计划生育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表现了作者直面人生的勇气”[1]474。王敏之还组织了这部小说的作品研讨会并把作者推荐给广西作家协会，谢树强、包晓泉、黄钲、莫义明、蓝汉东、海代泉等少数民族作家的第一篇评论都出自王敏之之手，为此他还获得了“广西作家的知音”[5]之美誉。20世纪70年代末，长期生活于河池壮族山区的聂震宁刚进行文学创作并表现出非凡的才能，王敏之撰写了对其小说的评论文章，称赞其“塑造了美丽的灵魂”“使作者对美的探索跨入了一个新的高度”[6]。王敏之不仅大量和经常性地关注文学新人，还重点追踪和研究创作活跃的文学青年，对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新追求和新倾向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与分析。王敏之对青年作家的评论，不但体现了他的独具慧眼和批评眼光，而且极大地鼓励了这些青年作者们，使他们坚持不断地进行文学创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的还在广西甚至全国文坛上成名。

总之，王敏之选择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既是个人的爱好，也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新时期以来他密切关注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并把其作为己任，高度评价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体现了他对广西各少数民族的深情厚爱。王敏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内容丰富，个性鲜明，既有理论性的综合分析和指导意见，又有具体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王敏之知识渊博，理论深厚，他的文学批评往往见解独到，锋芒外露而能切中肯綮，能旁征博引而富于文采。王敏之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广西的文学批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促进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