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视阈中的法语文学空间

日期：2023-05-27 01:33

文学居住于语言之中，而文学世界往往根据创作语言进行疆域划分，每种语言文化区域在与其他区域进行接触和交流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19世纪开始，从欧洲到美洲、从中东到非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支那”1,一个以法语为共同写作语言又体现文化多样性的文学体系发生、发展延续至今。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语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经历着丰富的变化。当代法语国家与地区的作家们对历史遗产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对自身的文学身份正在进行反思和表达诉求。

一、 法语文学空间： 语言归属与地理区域

法语是一门使用广泛的国际性语言，从拉丁语到罗曼语，2从古法语到现代法语，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公元842年的罗曼语版“斯特拉斯堡誓词”(Serments de Strasbourg)是人们迄今所知用古法语写成的最古老文献。创作于公元880 年左右的《圣女欧拉丽赞歌》(Cantilène de Saint-Eulalie)是迄今发现的第一篇法语文学作品，说明罗曼语在成为书面语言之后不久便具有了应用于文学创作的潜质。诞生于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罗兰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标志着从口传文学到书写文学，法语终于成为一门真正的文学语言。在16世纪，“七星诗社”中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龙沙(Pierre de Ronsard)等诗人矢志发展和发扬法兰西语言，致力于将法语提升至堪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相媲美的崇高地位。文艺复兴时代诗人们的憧憬终于在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和18世纪启蒙时代成为现实：法国国力不断增强，语言和文化统一政策逐步推行，伴随着历代法国文人的努力，法语逐渐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通行的社交语言、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1784年，法国文人里瓦罗尔(Antoine de Rivarol)的文章“论法兰西语言的世界性”(De l'universalité de la Langue Fran?aise)获得德国柏林科学院的嘉奖，他在开篇伊始便将法语的地位与拉丁语相提并论，并宣称：“正如之前所称罗马帝国，现在称呼法语世界的时间似乎已经到来；哲学已经厌倦了一些从分裂中获益的大师将人们彼此隔阂，现在人们欣慰地看到，从世界的此端到彼端，在一门共同的语言统治下形成了一个共和国”3(Rivarol 2)。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法国对外扩张政策的推行，法语又在欧洲之外的殖民地得到普遍推广。在国际舞台上，法语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最重要的国际语言，直到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签署。该条约以英、法双语签立，并且具有同等效力，从此结束了法语在国际条约领域的垄断地位。此后，法语在经济金融、科学技术以及学术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英语的竞争。

尽管如此，据统计，目前法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第五多的语言，约有三亿人使用法语，其中在行政、教育和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法语的人口分布在40多个国家，超过两亿人，其中半数以上生活在非洲。因此，以法语作为文学创作语言的写作者并不局限于法国，而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或地区与法国产生关联的原因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早期的民族国家形成原因(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宗教原因(中东地区)、移民原因(加拿大魁北克)或长期的殖民经历(加勒比海地区、非洲法语国家、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作家选择以法语写作，大多是因为法语可以带来一个更加容易获得认可的文学身份。相较而言，与法国历史渊源越久远的法语国家与地区的作家在写作模式上越是接近法国文学范式。各个法语国家与地区的法语文学形成了一个重要而且特别的文学共同体。

如何定义这样一个以法语为共同写作语言又体现文化多样性的文学体系?在法语中，我们遇到了至少4种相互关联的表述方式：法国文学(la littérature fran?aise)、殖民地文学(la littérature coloniale)、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la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法语文学(la littérature d'expression fran?aise)。

首先，“la littérature fran?aise”(法国文学)是指从中世纪至今在法国本土形成和发展并已积累了丰富传统的法国文学，属于民族文学的范畴。

直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la colonie)及其派生词一直是法国官方语境中的正式用语，在诸多机构名称中留下了痕迹。1920年，法国设立了“殖民地文学大奖”(le Grand prix de littérature coloniale, 1920-1938)。1931年是法国殖民帝国的黄金年代，这一年在巴黎举办了盛大的“殖民地博览会”(l'exposition coloniale),创办了殖民广播电台(le Poste colonial),即今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还成立了“法国殖民地作家协会”(la Société des romanciers et auteurs coloniaux fran?ais),并在法国文人协会中设立了“殖民地委员会”(la Commission coloniale à la 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当年6月3-4日举办了“殖民地文学大会”(le Congrès de la littérature coloniale)。在殖民时期，作为宗主国的法国文坛所关注的是殖民地文学中体现的异国情调。显然，在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后，“殖民地文学”这一称谓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la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及其复数形式)可以译为“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形容词“francophone”意为“讲法语的人”,由名词“la francophonie”派生而来。当法国逐步建立殖民帝国时，法国地理学家奥尼泽姆·勒克吕(Onésime Reclus)在1880年创造了这一名词，该词的涵义后来从语言的使用者迁移为地理概念“法语国家与地区”,泛指世界上在日常生活和交流活动中全部或部分使用法语的人群所构成的地理区域。此外，还有一个首写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la Francophonie”,是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OIF)的简化表述，可以译为“法语国家与地区组织”,这是一个以语言为纽带、具有文化性的国际性政治组织，已有50年的历史。4从地理区域上而言，“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往往指传统上曾经或仍然通行法语的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使用法语进行创作的文学。在“殖民地文学”成为历史名词之后，“la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得到广泛使用，同时可以涵盖非前殖民地的法语文学。然而，这个术语具有复杂性，既有语言文化属性，也是一个地理概念，还因为殖民或移民的历史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色彩。

另外一个概念“la littérature d'expression (de langue) fran?aise”(法语文学)突出的是写作语言，而不是地域或地缘政治色彩，因而在使用上更具有弹性，可以包括法国文学和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还有一类定居法国的移民作家，例如罗马尼亚裔作家齐奥朗(Cioran)、捷克裔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华裔作家程抱一等都使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但是他们并非来自传统的法语国家与地区，因此其作品不便纳入严格意义上的“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但是完全可以被称为“法语文学”。

如今，“殖民地文学”这一名词已成为历史，而另外3个概念在实际使用时往往存在交织和矛盾之处，国籍身份与文学身份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法国海外省和海外领土在行政或法律上隶属于法国，但是人们习惯上仍然将马蒂尼克岛作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和安的列斯岛屿作家爱德华·格利桑(Edouard Glissant)的作品置于“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体系而不是“法国文学”中，这可能与之前法国海外领土文学被纳入“殖民地文学”有关。与此相反，来自爱尔兰的英法双语作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瑞士诗人雅各泰(Philippe Jacottet)长期定居法国并使用法语写作，但都不是法国人，可是他们的作品会被纳入法国文学之中。从严格意义上说，雅各泰的作品可以归入“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贝克特用法语完成的作品被称为“法语文学”更为合适。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一书中描述了这一事实：“人们可以在中心语言文化的旗帜下，回收和吞并外围文学的创新成果。”(136)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孔波(Dominique Combe)教授证实了这种观点：“从巴黎的视角而言，来自魁北克、比利时或瑞士，总之是北方5国家的‘白人’作家，经常会被吸收进入法国文学。”(Combe 31)由此可见，在已经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作家中，法国人更倾向于将拥有欧洲文化传统者纳入本国文学体系，毋庸讳言，这一文化吸收行为存在选择性，与种族观念和文化传统不无关联。

二、 文学身份的两难之选： 同化与异化

文学与语言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学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用某些语言写作的文本在文学世界中会有更高的威望，所以在文学世界里存在一些公认的更具文学性的语言，这些语言被看成文学的化身”(卡萨诺瓦 13)。法语正是这样一门文学语言，它在两百多年间建立起一个超越欧洲的法语帝国。

大多数来自法语国家和地区的作家都掌握双语——法语和母语，有的甚至是多种语言的使用者，是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承载者。例如，爱德华·格利桑的母语是克里奥语(le créole),他曾在美国执教，因此可以使用英语也可以理解西班牙语，然而最终是以法语为写作语言。其实，绝大多数作家都选择以一种语言作为写作语言，而不是双语写作。根据卡萨诺瓦的“文学中心论”(littérao-centrisme)(20),对于大多数远离文学中心的作家而言，选择中心国家或者说是统治国家的语言进行写作是一种普遍做法。在做出语言选择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文学身份进行选择的时刻。所以，写作语言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整，而是为了获得更为人所知的文学认可。

对曾任黎巴嫩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的作家萨拉·斯特蒂埃(Salah Stétié)而言，选择他者的语言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阿拉伯—穆斯林身份，而是通过文化间的对话丰富自身。另外一名来自黎巴嫩的作家阿曼·马卢夫(Amin Maalouf)的小说《非洲人雷昂》(Léon l'Africain)尤其体现了地中海区域自奥斯曼帝国以来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叉影响。阿曼·马卢夫认为，个人或一个集体的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而是可以拥有多重属性，不同属性之间可能是竞争或是矛盾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主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自从我1976年离开黎巴嫩定居法国以来，很多次遇到人们善意的提问，他们想知道我自我感觉是法国人还是黎巴嫩人。我总是回答说：“既是法国人也是黎巴嫩人!”这样回答不是我有意折中或平衡，而是因为换一个说法便可能是违心而言。我之所以成为我自己而不是另外一个人，正是因为我居于两个国度、两种甚或三种语言以及多种文化传统之间。正是这一点成为我有别于他人的身份。[……]我并非拥有多个身份，而是只有一个，各种成分根据因人而异的特殊比例融合塑造了这一身份。(Maalouf 7-8)

黎巴嫩作家这样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和国际主义胸怀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它意味着对他者的开放和接受并没有冲击和侵蚀自身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传统，双重归属性达到一定的平衡和协调，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在欧洲和美洲，比利时、瑞士、卢森堡法语区和加拿大魁北克作家出于传统原因而以法语写作。由于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多语言文化地区，法语文学常常处于一种双重张力之中。一方面，在本国之内存在着某一地域的法语文学与国家文学统一性意图之间的冲突：是否存在或应当建设统一的比利时文学、瑞士文学或加拿大文学?在这样的民族身份争论中，法语文学往往成为该国法语区作家们确立自己文学身份的工具，是自己需要依附的文化资本，例如魁北克文学可能成为对抗主流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从相对于法国的角度而言，从19世纪开始，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和加拿大魁北克法语文学就引进了法国文学的先进范式，那么如何在依附法国这一文学中心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是萦绕于法语作家们心中的问题，不同的作家各自经历的路径有所不同。例如，出生于比利时的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和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已进入法国文学史，但是都被排除在比利时文学史之外，因为比利时法语文学史只接受记载那些保持民族身份的作家，而米修曾经明确表达自己摆脱比利时属性的愿望，他的另外2位同胞埃米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和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terlinck)则在使用法语写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比利时归属。瑞士作家拉缪(Charles Ferdinand Ramuz)在青年时代曾经尝试获得巴黎的认可，然而他却未能像米修那样在文学之都成功地制造美学异端，于是回到家乡瑞士沃洲，最终以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和地方差异性以及与文学中心的合适距离而获得文学认可。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法语国家，也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作家流亡或移民至法国，并选择了巴黎这一世界文学中心的城市。齐奥朗放弃了罗马尼亚语而选择法语进行写作，不仅如此，他还选择了法国古典时期的语言风范，试图以古典风格塑造自己的法兰西气质。昆德拉对自己捷克语小说的法语译本从来都是认真审核，以确认法文版与原版具有同等效力，因为偏离中心的作家往往需要通过翻译获得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许可和认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晚年的昆德拉毅然决定以法语为写作语言，连续创作了《身份》(L'Identité)、《慢》(La Lenteur)、《无知》(L'Ignorance)等法语小说。来自爱尔兰的作家贝克特的写作实践是难得的例外，他可以用英语和法语从事创作，并且进行自译，是严格意义上的双语作家，但是需要知道英语和法语都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语言，在此两种语言之间的穿梭不会导致力量失衡的局面。

来自法国海外省、海外领土和非洲法语国家的作家们承担着殖民历史的重负，语言和身份问题更为复杂。在殖民时代，一方面，殖民国家需要推行本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和语言文化；另一方面，被殖民国家的人们希望通过接受殖民者的语言、文化、教育获得社会认同。马达加斯加第一位法语诗人同时也是公认的非洲第一位现代诗人让·约瑟夫·哈波尔里韦罗(Jean-Joseph Rabearivelo)同时受到本国民间文学传统和法国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在两种语言之间艰难地摆渡，尝试一种兼容两者的诗歌创作实践：在保存马达加斯加诗歌传统的基础上，用两种语言同时书写同一首诗，或者说是用法语改译和再现马达加斯加传统诗歌。然而，这位具有双重意识的文化摆渡者却同时遭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排斥和本国同胞的质疑，甚至终生未能得到殖民者的允许前往法国，在双重身份中找不到归属。精神的困境与物质的窘迫迫使哈波尔里韦罗在34岁时选择了自杀，直到去世十多年后，他的诗歌才通过非洲诗人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编纂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与马达加斯加新诗选集》(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1948)而为法国文坛所知。

安的列斯岛屿作家也难以摆脱同样的精神困惑。法属马蒂尼克岛作家、精神分析学家、重要的黑人文化批评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Omar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Peau Noir, Masques Blancs, 1952)中深刻揭示了殖民主义产生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创伤。艾梅·塞泽尔在诗歌《还乡笔记》(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中提出“黑人性”概念(la négritude),主张寻找黑人文化之根；其学生格利桑提出“安的列斯性”(l'antillanité)概念，主张直面安的列斯的社会现实和多元文化；新一代作家帕特里克·夏莫尔佐(Patrick Chamoiseau)和拉斐尔·龚飞扬(Rapha?l Confiant)在此基础上提出“克里奥尔性”(la créolité)概念，强调安的列斯文化所具有的克里奥尔性——多元文化。龚飞扬曾求学于法国，后回到故乡，成为大学教师。为了挽救长期被法语边缘化的克里奥尔语，龚飞扬曾自费出版多部克里奥尔语作品，但是发行量均未超过300本。之后，龚飞扬依然以故乡人文风情为题材，但是改用法语写作，1988年出版首部法语小说《黑人与海军司令》(Le Nègre et L'amiral)便获得成功。作品描绘了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马蒂尼克人面对殖民文化侵略的心理困境，尤其关注了语言在文化冲突中的地位，表现了殖民地人民面对两种语言各自不同的选择和内心彷徨。这部小说是对马蒂尼克殖民历史及其民族身份危机的一场深刻思考。1989年，龚飞扬与夏莫尔佐、让·贝尔纳布(Jean Bernabe)共同发表了《克里奥尔性赞歌》(Eloge de la Céolité)。然而，正如孔波教授所言，这篇克里奥尔文化宣言成为广义上对文化多样性的礼赞，并不能拯救克里奥尔语于边缘地位(Combe 102-103);龚飞扬用克里奥尔从事写作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他与尚穆瓦佐交替使用法语和克里奥尔语的双语创作实践也没有成功，最终放弃了用克里奥尔写作和在家乡出版作品。科特迪瓦作家阿马杜·库鲁玛(Ahmadou Kourouma)在《血腥童子军》(Allah n'est Pas Obligé)等小说中糅合母语马林凯语(Malinké)和法语，作品因而具有一种颠覆常规的异国元素，但是依然是以法语为主要写作语言。前扎伊尔6作家皮尤斯·恩干杜·恩卡沙马(Pius Ngandu Nkashama)曾说：“一个用非洲语言写作的作家，客观上想要在文学领域中有所作为，基本上只有当他使用其他语言，特别是殖民者语言进行创作的时候才有可能。”(Nkashama 30)在现实条件下，原来复调的语言空间最终化为单一语言的空间，因为“一个殖民地总是被迫接受一门外来的语言；并且历史上所有的殖民主义战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语言的战争，也是争夺语言的战争”,而且“语言自身所拥有的殖民化能力和作用”无法被忽视(本尼特209)。

双重文化既是财富也是困境。一方面，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丰富了作家的人生阅历和写作土壤；另一方面，具有双重归属的作家们兼顾民族语言和殖民者语言的创作尝试是艰难的，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在双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法语作家将生存处境在文学中真实地表现出来。他们的作品题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集体性叙事，叙述本地区的民族历史或社会问题，这一部分的作品体现了不同地域作家创作的多样性；另一类是个人性叙事，叙述个人因地理和文化空间转换而遭遇的改变。无论是集体书写还是自我书写，在他们的文字中，移民和流亡经历、身份问题、文化冲突与调和、殖民历史和种族冲突等主题构成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意义网络，也形成了所有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的统一性。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提出的“少数文学”(la littérature mineure)“并不是少数族裔语言，而是少数人在主流语言中创作的文学”(Deleuze and Guattari 33),我们或许可以借之来描述法语文学空间中心之外“边缘”作家的两难处境：为了获得文学中心的认可，处于边缘依附地位的作家必须要服从文学之都的普世性文学艺术观念和规范，也就是“同化”;然而，如果希望保持民族作家的身份和归属，就需要保持独立摆脱依附，也就是维持“异化”,但后果可能是难以得到世界文学空间里的广泛认可。法语国家与地区的作家们出于对文学身份的追求，选择法语从事写作，但是这种边缘和非主流处境会使作家们对语言问题产生高度敏感，对自身归属产生不安全感，甚至处于认同矛盾和内心冲突的境遇。因此，身处双重文化中的作家无不在同化和异化中经历身份选择的痛苦。

三、 走向世界的法语文学： 向心性与离心力

自18世纪以来，法国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空间的中心之一，尽管巴黎越来越受到伦敦或纽约的挑战，这座被巴尔扎克誉为“拥有十万小说的城市”(Balzac 6)已“被赋予了万能的祝圣权”(consécration)(卡萨诺瓦28)。卡萨诺瓦认为世界文学空间中存在一种对立局面：一极是较早进入其中的文学，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累积了丰富资源，而且对形成中的其他国家文学具有示范作用；另一极是资源贫乏、正在形成中的文学，缺乏独立性，甚至依附于政治民族机构(122)。法语世界文学空间也体现了这样的政治与语言统治，作为原来殖民时期的宗主国，法国通过中心语言的政治输出，形成了民族文学空间的扩张。这样便在法语世界形成了向心力，其他法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生产都统一于法国的文学价值体系，都会以世界文学之都——巴黎所在的“文学格林尼治子午线”(98)为参照。

在当今的后殖民语境中，法语文学空间是否仍然存在这种向心力?是否出现新的力量对比或转化?如何重新定义法国文学与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思考法语文学的走向?这是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法语作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不无悖谬的是，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殖民时代的“la francophonie”一词，从20世纪60年代各个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之后的后殖民语境中反而开始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人对“后殖民”的描述，即“从殖民化时代到现代宗主国的治理过程对文化产生的影响”(Ashcroft 2)。从外部视角来看，比如美国批评界认为法国文学是世界各地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的一部分，当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符合地缘政治意义上法语国家与地区概念。然而，从内部视角来看，在法国长期以来，“fran?ais”和 “francophone”这两个形容词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区分甚至是排斥关系。“法国文学”似乎与“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存在对立性，这是文学中心(法国)与边缘文学(法语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相对于“法国”而言是一种他者，而且法国文学由于其中心地位而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几乎没有法国作家自称“法语国家与地区”或“法语”作家，另一方面，来自第三世界法语国家的作家很少被准入法国文学，塞内加尔著名的总统诗人桑戈尔算是一个特例。近年来，也有少数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倾向于将“la littérature fran?aise”和“la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并置，甚至将“法国文学”纳入广义上的“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范畴。例如，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Le Clézio)宣称自己是“法国，故而是法语国家与地区”7作家。有意协调“法国”和“法语国家与地区”或者说取消两者之间的分化，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表述问题，而是一个本质问题，也就是说有意改变原来“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相对于“法国文学”的边缘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去中心化的一种趋势，以及法语世界的作家们渐渐产生重新定义自身文学身份的雄心。

来自刚果(布)的法语作家马邦库(Alain Mabanckou)1998年的小说处女作《蓝白红》(Bleu-Blanc-Rouge)荣获非洲文学大奖，从2005年至今一直在法国最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等机构出版作品，2006年以小说《豪猪回忆录》(Mémoires de Porc-épic)荣膺法国勒诺多文学奖。马邦库获奖后出席巴黎国际书展接受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采访时说：“我用法语写作，因为我是一个纯粹的后殖民产物”(Mabanckou 2006),这是一个前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在后殖民时代依然必须接受的矛盾现实。与其说年轻一代的法语国家与地区作家愿意选择和接受法语，毋宁说他们其实越来越渴望摆脱政治性重负，具体而言就是突破种族身份和地域来源的隔异。这也就是为何马邦库拒绝在伽利玛出版社特设的“黑色大陆”(Continents Noirs)丛书中出版作品，而坚持进入历史悠久的“素白丛书”(la collection Blanche)。相比于殖民时代的前辈作家，新一代非洲作家似乎无意强调“黑人性”或民族性，而是更愿意以世界主义作为标签。

马邦库的获奖效应之一便是引发一份著名的文学宣言。由44位来自不同地域的著名法语作家共同署名，题为《走向法语世界文学》(Pour une Littérature-Monde en Fran?ais)的宣言刊登在2007年3月16日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上。宣言题目中的“世界”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转向，其二是指法语文学的面向。首先，“走向法语世界文学”一文宣称“世界的回归”,指的是小说终于回归故事和虚构，这是对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坛过于理论化的自我言说从而忽略现实和意义的倾向进行反拨。许多“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的虚构传统展现出迥异于甚至超越法国小说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它们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反映历史和现实。其次，法语文学应当面向世界，而不必唯法国马首是瞻。“走向法语世界文学”的署名作家们认为这份共同宣言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中心”发生了转移，或者说，这份宣言表达了一种离心力，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法国文学”中心光环的各个“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开始寻找一种平等对话的地位和姿态。“一种法语世界文学正式诞生”,这份宣言便是“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的死亡证明”(Le Bris & al. 3)。这份对殖民文化遗产的“宣判书”意欲消解的是法语文学空间中的法国中心。

同年5月，44位作家的文集《走向世界文学》(Pour une Littérature-Monde)出版。马邦库在文中写道：

我们当中有些人以一种冲突的方式继承了法语，有的人是自愿选择了法语，有的人是因为祖先高卢人的历史遗产而使用法语。可是如今，我们是应该强化过去还是建设未来?我们的使命是跟随一种走向世界的法语文学的步伐，大致勾勒它的轮廓，注视它，但应该在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发散、能够听见更多声音的空间中，那就是世界。(Mabanckou 2007: 65)

这些作家们想要改变的是非主流的处境和边缘身份，他们意识到所继承的法语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资本，但是需要“解除法语与一国的独家契约” (Le Bris & al. 1),也就是说应当将法语视作公共财富，而不是法国的独有财产；将法语视作共享语言，而不是某一国家的垄断资本。确实，“语言问题成为文学空间形成的动力、各种辩论和竞争的关键”(卡萨诺瓦337)。在后殖民时代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作家渴望摆脱法国文学中心的统治，走上世界文学舞台，于是宣言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法语世界文学”。这个具有雄心抱负的概念坚持“法语文学”的语言属性，有意淡化“法国文学”的中心地位，决心告别蕴含殖民意义的“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这一名称，可以说是同时提出了解域(la déterritorialisation)和解构(la déconstruction)的双重挑战，而这正是“因为文化变更与文化竞争的复杂动态关系而造成的”(丹穆若什7)。

“走向法语世界文学”反映了与历史旧账进行清算的意图，同时也体现了一种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愿景。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10)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不断冲击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人们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优越性何在，但是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动摇。由于殖民历史，法国曾经是政治统治中心，在后殖民时代依然是语言和文学统治中心。在法语文学空间中，巴黎一直在通过“祝圣”行为维护着自身的中心地位，在向前殖民帝国的作家们赋予文学合法地位。

近年来，法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作家获得法国各大文学奖项的认可，他们的获奖小说从巴黎通过翻译被传播到世界各地：2013年，来自喀麦隆的蕾奥诺拉·米亚诺(Léonora Miano)成为第一位获得费米娜文学奖(prix Femina)的非洲作家；第二年，女作家雅尼柯·拉恩(Yanick Lahens)因小说《月光浴》(Bain de Lune)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海地作家，而且她在2019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法语世界”讲席教授；摩洛哥裔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Le?la Slimani)以《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荣获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2017年被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任命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其作品已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2016年，卢旺达歌手、作家加埃尔·法伊(Ga?l Faye)获得包括法国处女作小说奖在内的5个文学奖项，获奖小说《小小国》(Petit Pay)也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2018年入围各大文学奖项终选名单的塞内加尔裔作家迪尧普(David Diop)的小说《灵魂兄弟》(Frère D'ame)最终获得中学生评选的龚古尔奖，并得益于美国诗人安娜·莫肖瓦奇(Anna Moschovakis)的精彩翻译而荣膺2021年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同样来自塞内加尔的年轻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凭借《人最秘密的回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2021年龚古尔文学奖。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写道：“如果一部塞内加尔人用法语写成的小说在巴黎、魁北克、马提尼克被阅读，它在实际意义上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范畴；而翻译只是它在世界范围传播的下一步。”(237)

这一类作家中最鲜明和最成功的例证则是马邦库，2006年在法国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后声誉鹊起，在2007年获得美国名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语文学系终身教授职位，在国际范围受到认可，现在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法语作家之一，甚至2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终选名单。2016年，马邦库成为第一位担任法兰西公学院文艺创作讲席教授的作家，8这是巴黎文学之都的至高认可，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马邦库在3月17日开堂授课，题目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从黑暗走向光明”(Lettres Noires: des Ténèbres à La Lumière)。他表示：“如果是根据非洲裔身份选择我，我不会接受讲席的教职。”(Mabanckou 2017: 7)然而，现实并非马邦库本人想象和希望的那样简单。马邦库的提名推选人、法兰西公学院讲席教授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陈述了推选理由：首先，法国希望“在非洲研究中保持领先地位”,因此“急需邀请一位非洲裔作家来担任文艺创作讲席教授”,贡巴尼翁甚至有意回顾了在“法兰西殖民帝国”(l'Empire colonial fran?ais)时期法兰西公学院5次非洲主题的学术课程；其次，马邦库是一个“具有开放精神、世界主义、兼容并蓄并且对世界文学各种潮流保持敏锐度”的作家，其国际声誉将“尤其为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带来非同一般的关注”(Compagnon 2016)。贡巴尼翁在介绍中提及马邦库是《走向法语世界文学》宣言的签名作家，他也明确知道这份宣言有意挑战法国文学的中心地位和突破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的历史桎梏，但是仍然特意强调马邦库属于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认为马邦库的作用是连接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桥梁，言中深意值得玩味。由此可见，文学中心通过出版、文学奖或者官方荣誉等方式所行使的“祝圣”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暧昧性，其中既有容纳的愿望，也依然可见欧洲中心主义的倨傲姿态以及对族裔身份的区分心态。而“边缘”地区的作家仍然需要中心的认证以进入世界文学空间，但是这种接受行为本身就是服从。总之，在当代的法语文学空间中，法国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的质疑和挑战，但是它仍然发挥着统治和认证作用，而向心性与离心力这两股相互交织的力量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时发生作用。

法语文学是一个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空间，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出身于加勒比海地区海地的黑人法语作家达尼·拉斐里埃尔(Dany Laferrière)如今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迈阿密，作品出版于蒙特利尔和巴黎。这种现象其实正是全球化的产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作为“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和“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丹穆若什 309)的世界文学观念越来越成为现实。走向世界的法语文学已经迈开了行进的步伐。1827年，晚年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在阅读了中国小说、塞尔维亚史诗和波斯诗歌等异国文学之后，倡导一种引发美美与共畅想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ckermann 204)概念。法国学者孔波指出，尽管“歌德始终是从西方视角来思考文化多样性”,“世界文学这个词引导欧洲读者和作家向世界敞开怀抱，而且引发很多关注和阐释，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采用”(Combe 22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世界里国际性生产和消费进行分析之后，将思考延伸到文化生产中，尤其是文学领域，指出不能仅从一国和民族层次思考文学，而是要在“世界文学”中思考文学，并提出了预言性观点：“[……]不再是过去那种地方、民族的安于现状和隔绝状态，而是各方面的交往、民族之间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狭隘和拘囿会越来越难，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正在形成世界文学。” 9(转引自方维规135)我们今天正是尝试从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去重新审视法语文学的地位以及法语文学空间内部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