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的新世界文学

日期：2023-05-28 04:50

自上世纪末以来，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话题获得了新的历史语义，成为比较文学新的学科增长点。近年来与此相关的讨论也一直围绕着《什么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猜想”以及《文学世界共和国》等作品。事实上，近年来“新世界文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显示出强劲之势，涌现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尽管它仍在讨论和实践探索之中，但经过了近30年的沉淀，我们不妨尝试对新世界文学的理论背景进行适当的观察与分析，以获得对该研究趋势更深的理解。

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是以全球性疫情“大流行”为开端的，它加剧了“碎片化”世界的不确定性。2020年上半年达姆罗什出版了新书《比较多种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 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书的副标题正是“全球化”;同时由于禁足令，他开启了“80本书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80 Books)系列的写作。在中文学界，2021年张隆溪教授《什么是世界文学》在罗志田主编的“乐道文库”中出版，由于该丛书是“为年轻人编的一套真正有帮助的‘什么是……’丛书”,因此张隆溪的专著仅以一个问号之差，采用了几乎与达姆罗什广被征引的名著相同的名字。还未得到充分关注的包括日本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沼野充义编著的5卷本《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日文初版2012年),姚达兑的《世界文学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等。以上最新的介绍与思考，接续了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新世界文学”范式转移，1是“后理论”时代学术实践的持续性结果，值得认真对待。

彼得·巴利(Peter Barry)在《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读》一书中，曾将重要学术会议、代表性专著、热点讨论与公共事件等作为考察点，通过讲述“一个有主题贯穿的叙述”,按时间梳理了成为思想史重要里程碑的“理论的轨迹”(Barry 262)。2巴利的研究方法和考察点给了我们启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考察自“理论的危机”或“比较文学”陷入困局以来出现的重大文学“事件”,回溯“新世界文学”和“后理论”出现的同步性特征及其缘由，以及它们面对全球化问题的应对之道和重生之路。这有助于我们反思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未来。

“新世界文学”的起点被定位在上世纪90年代：阿普特认为，从卡迪尔(Djelal Kadir)1990年代初主持编辑《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开始发表不同国别与族裔的当代小说算起，后殖民主义视角有效纳入了世界文学，这已经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和学术人文的学科集结点”(a disciplinary rallying point)(Apter 1)。后面随之而来的是耳熟能详的被称为“圣三一体”学者群(a“Holy Trinity”of scholars):“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和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Forsdick 138)。

新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与后理论时代的到来同步，都伴随着对“全球化”问题和比较文学重重危机的回应，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正如华裔美国学者谢平(Pheng Cheah)在《何为一个世界?——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中所言，这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新世界文学”(the New World Literature),因为“在过去20年里，全球化的加剧导致文学研究重新创造了比较文学学科与世界文学子领域的争论，它是以伦理上对文化差异和当代地缘政治复杂性的敏感为形式的”(Cheah 184)。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世界文学领域中中国学者的角色和声音。毕竟“新世界文学”崇尚多元性共存，特别关注边缘、半边缘的领域和文学：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缺乏中国身影的“新世界文学”将无法真正称之为“世界”。

中国的“新世界文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的互动包括国际刊物编纂、学术会议的组织参与和著作的出版：前文所言对新世界文学有起点意义的英文杂志《今日世界文学》,创刊于1927年，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主办，是英语世界中历史最悠久的世界文学杂志之一。该杂志主要刊登各语种的当代文学作品英译和评论。俄克拉荷马大学2006年设立了美中关系研究所，2009年该所倡导每两年一届评选“诺斯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Prize),该奖项有“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之称；每年举行“普特博(Puterbaugh)学术研讨会”,这两项活动在世界文学界都有一定影响，也已有多个中国当代作家获奖。俄克拉荷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汉办)建立了合作关系，2010年夏，半年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英文本作为中文版《今日世界文学》的副刊创办出版，10年间该杂志成为将中国文学引入世界文学的国际阵地。

此外，2011年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简称IWL)成立，由达姆罗什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世界文学会议上宣布，这标志着中国学术参与了新世界文学的全球化，成为了某些历史时刻的起点之一。该研究所每年暑期举行为期4周的项目，将“新世界文学”的理念、方法与实践推行到世界各国年轻学者中。2015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第三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主题为“何谓世界文学?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分为对话与论坛两部分，邀请了达姆罗什和张隆溪等在内的20位中外著名学者，最终结集《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由方维规主编，中文本201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本(Tensions in World Literature: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Universal)2018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

如果将中国学术话语的真正“影响”理解为双方的互动，并非只是“在场”,那么中国话语要被不同文化学术背景的对方征引、理解和认识才有意义，因此观察国际学界“新世界文学”的最新著作中的中国就是有价值的。《思想与方法》一书与阿普特、穆夫提等学者的一系列新作一起，被称为“思考后殖民主义和全球或世界文学研究之间相互作用的尝试之一”(Damrosch 2020:338);曹顺庆教授“变异学理论”被认为“明智地选择外国文学和理论来丰富和修正”了跨文化的比较文学(312)。值得关注的还有，达姆罗什的新书封面选取了中国当代油画《与但丁讨论神曲》,这其中的微妙张力留在下文讨论。

一、 对时代命题的强烈回应： 全球本土化

新世界文学的实践普遍关注当下议题，相较于之前时代的世界文学更关注古老文明、经典文本而言，新世界文学不排斥古典，但无疑对当下时代命题与当代文学有更强烈兴趣。

日本学者沼野充义的《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中文译本刊行于2021年，但全书完成于2011年，日文初版于2012年。在书中，他作为主持人访谈不同作家时提出的问题相当具有代表性。他谈到“历史学家善于挖掘过去，科学家醉心于探索未来，宗教家则希冀死后的天堂”,读者很想看到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们如何回应这些命题，因为“对任何人来讲，没有什么比活在当下更重要了”(78),因此当代文学尤其受关注。而关于“所谓的世界文学，不是看大家读了多少作品，而是应该看大家如何选择作品、如何阅读作品”。沼野教授赋予普通人以合法权：“读者应该通过自己的方式拣选属于自己的‘经典文本(正典目录)’”,那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来阅读文学作品的，所以读者本身也嬗变成了文学世界真正的主人公”(2-3)。 这或许也是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里，当代文学相对于经典文学更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自1960年成立以来，每10年对比较文学的发展进行评估和预测。多年来，这些报告的主题超出了比较文学，成为人文学科的指南针，例如1995年伯恩海默报告“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和2005年苏源熙的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然而相比起这两个鲜明的主题，2014年集稿、2017年出版的厄休拉·海斯(Ursula K. Heise)报告“比较文学的未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状况报告”则未引起充分重视。报告负责人海斯另一重身份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海斯将比较文学跨学科的领域延伸到了环境人文主义、动物研究和气候变化上。她指出，在过去20年里，生态批评和环境人文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对于比较的生态批评学者来说，它们的出现为人类学家、地理学者和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开辟了多样的领域。随着环境人文主义新研究的展开，“未来比较文学学者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再次审视文化、社群、政治、语言、意义、记忆、叙述、权利和自我等概念，超越它们纯粹的人类含义”(Heise 299)。

达姆罗什的新著也被他自己描述为“对一个极端相对主义世界中文化归属的不确定性的深刻反思结果”(Damrosch 2020a: 19)。他用一贯雄辩而流畅的文笔提醒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正“不断变化”。虽然书的出版正在疫情期间，但是相信他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席卷全球的“大流行”还没有开始。然而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并非今日才刚刚显现：“当我们用文学来探讨移民和流离失所、生态危机、各类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s)以及普遍存在的政治论辩的粗鄙化时，值得回味一下贺拉斯的格言：文学应该甜美而有用(dulce as well as utile)”,而“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体验既令人生畏，又极其不完整”(341)。

达姆罗什对这种破碎化与断裂化的外在表达，通过使用一幅由当代中国油画家戴都都、李铁子、张安君2006年集体创作的巨幅油画《与但丁讨论神曲》作为《比较多种文学》英文本封面来实现。由于此画跨越时空，也许代表了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阅读方式：一百个人物画面平铺，无焦点和中心，连桌子都有两张，中间是代表着平等的圆桌。他列举了画面上崔健，白求恩，萨马兰奇等人，认为“这是从对中国人明显有利的角度可以看到的世界。”(343)在这一点上，达姆罗什是敏锐的，该画作的确有个人和中国特色。一位中国记者采访画家时写道：“他们的选择其实也很有主观色彩：[……]尽量使每个人物都有形象根据。而宗教传说色彩较浓的或以往史实或创作中形象相对模糊的人物，尽量不选。”(王波 70)达姆罗什认为这幅画作有趣之处在于：画上五行八作、纵贯千年、融汇中外的人物“每一个是(或曾是)任何人，似乎都在他们的视觉长卷中获得了15厘米的名声。当然，‘每个人’又都不在‘这里’;毕竟这一百个人只是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小样本[……]它们完全是大杂烩(mélange)。这3位艺术家在试图理解这个场景时，看起来相当沮丧(rather depressed)”(同上)。达姆罗什所言的“沮丧”可以视为视角主义的主观体验，因为在我眼中，3位艺术家把自己画在了画面右侧一角的矮墙里，如同漫画版的长城。3个画家与15世纪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画的著名的红袍但丁戴着桂冠的形象在一起，他们脸上呈现的并非是“沮丧”,而是当代中国画作中常常带有的审慎与超然。

但丁《神曲》的强烈宗教和信仰色彩几乎被刻意抹除：当代中国是一个“祛魅”的时代，没有历史深度的、扁平的世界；但丁本来被代表理性的维吉尔带领穿越炼狱与地狱，亲身体验、浸淫其中感受精神的洗礼，而在当代，艺术家作为艺术主体超然历史之外，与被描绘的世界审慎地隔着一段矮墙。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呈现的极佳比喻：艺术家看着眼前徐徐展开的全景式长卷，无需逻辑、并非相关、取消深度、并置杂烩，它的场景宏大，看似全面，但“各说各话”、自我展示，与周边人物和场景很少发生共鸣。

新世界文学必然涉及对全球性和地方性的文学动态关系考察，正如达姆罗什注意到的这幅画，它既是世界性的样本，也带着本土眼光和特色。随着当代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对作品的评估也成了政治、经济、出版商、市场选择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文学全球化带来的“标准化”威胁，达姆罗什曾在《如何阅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一书中为作者和读者提出了方案：一是“去地方化”(delocalized),不以本地的习惯、风物、人和事为唯一标准；另一种则截然不同，即“全球本土化”(glocal)3(2009:109),其主要有两种形式：向全球读者展现本土背景，作为一种向外的推广，或是将外部世界引入本土，将地方作为全球交流的缩影。世界的本土化，也即达姆罗什所说的“把全球带回家”。在2017年的“海斯报告”中，达姆罗什通过博尔赫斯与科塔萨尔、叙述者与美西螈、卡夫卡与里尔克、巴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吞噬者与被吞噬者，以及民族身份与文化记忆的交融碰撞重构了民族与世界、现代与传统的动态转化，这些内容在2020年的“八十本书”计划中再次被书写，用地理坐标为基点，用文学经纬重塑了一个精神世界。

《比较多种文学》出版发行期间正值疫情，达姆罗什本意要仿照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的形式重塑世界文学的真实旅行计划，因疫情的限制，该计划不得已而成为一场虚拟的旅程。困居疫情中心——纽约布鲁克林家中的达姆罗什从塞维尔·德·梅伊斯特穿着粉色睡衣完成的《卧室环游记》(Xavier de Maistre, Voyage Around My Room)获得启发，决定完成一场文学之旅。要知道，《卧室环游记》正写于18世纪西方的全球探险年代，法国人梅伊斯特在游历了不少地方之后，决定换一种眼光打量自己的卧室。疫情期间的人们被动选择了这一方式。从2020年5月11日到8月28日止，达姆罗什在16周里通过阅读16个地区的80本书进行了以书为帆的世界文学航行：“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比较而言，达姆罗什的形式不像是这位法国人换种眼光在日常之景的卧室沙发中体会出新意，更像中国艺术传统中的“卧游”:文人在室内把玩展开长卷——从物质性的艺术描绘中想象出一个无限展开的精神世界。

达姆罗什在他的新书中举证了传统的比较文学以语言作为民族文学划分标准的无效：他以尤瑟纳尔的写作经验为例，证明她在美国旅行中用法语写作，地理疆域和民族语言无法涵盖这样的作家，因为这样的作家也许身处“科罗拉多群山”,但是不忘他们共同面对的是“头顶亘古不变的星图”——那属于“世界”,“民族性与全球性绝不是针锋相对的领域，[……]我们会发现本土产品与国际进口货分享了书店的货架，而民族文学究其根本是一座仓库，里面存放着所有真实存在于民族市场的文学作品”(Damrosch 2020a: 222-223)。达姆罗什在这场旅行的开场白中就强调了他选择文本的标准“是特别具有‘世界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写作，源于它们的作者在反思围绕他们的世界，以及种种边界之外的更宽广的世界”(2020b)。

张隆溪的新著《什么是世界文学》的结语也是开放式的：“尚待发现的世界文学”。他不仅借由伽达默尔强调了文学经典的“无时间性”,也让大家意识到当本土经典与“非西方文学和欧洲文学中‘小’传统中重要的作家和诗人”被全世界读者熟悉时，“世界文学才名副其实”(242-244)。

事实上，新世界模式也在讨论与修正之中。4在写完广被征引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之后，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在一次与中国学者的访谈中说，他开始越来越少关注世界文学的流通，反而是关注“民族市场”:“看当时国内生产和阅读的所有东西，包括翻译的外国文学，以及国内用不同语言写成的作品，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学”。而他也注意到更多人只是关注当代文学，比如胡适学习了但丁、马丁·路德、乔叟之后，发现他们各自对民族俗语文学的意义，转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投注热情(陈礼珍、达姆罗什 4-5)。他非常赞赏胡适这样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作家，这是另一种全球本土化。

二、 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批评与“缩放阅读”

达姆罗什注意到比较学者面临着两个几乎无法调和的限制：“现存早期抄本文学的有限和现代作品的大量涌现”(Damrosch 2020a: 343)。的确如此，印刷文化，特别是数字化之后的新世界文学，必然注意到文学文本数量的过剩。

沼野教授谈到2002年以来日本每年图书出版量超过7万部，2008年7.6万部，他用自己儿时集邮的梦想类比，以前天真地认为自己参照美国一部《斯科特标准邮票目录》就一定可以收集到全世界所有邮票，“而现在，当真正了解到所谓‘全世界所有邮票’这个收集对象庞大规模时，任谁都会感觉到无能为力吧”(87)。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弗朗哥·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猜想”中谈到，即使是英国19世纪的小说，一个人也不可能读完，“读得‘多’是件好事，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远读”就非常必要。在他看来，文本细读“必定依赖于一个极其狭窄的经典”,我们需要接受“贫乏”而掌握更丰富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少事实上即为多的原因”(123-137)。这一依靠分析单位(例如形式妥协)对作品进行分类阅读的方式与今天大数据的主题阅读相似，即通过对数据的分类处理和信息整合完成材料分析，以此实现世界文学阅读的“高远志向”。大数据为世界文学带来的，如同在库恩那里常规科学重要的仪器和解释——例如望远镜观测天体，然后获得分析的材料和数据；但“给定范式之后，探究这一范式事业的中心就是数据的诠释”(库恩 110-111),这其实就是认识论的转变。纽约城市大学教授理查德·麦克斯威尔曾表示：“莫莱蒂的《欧洲小说地图》关键并不在于他所说的一切都正确无误，而在于它开启了讨论的空间。”(Serlen 215)在2017年海斯报告中，莫莱蒂接续了对数字人文的思考，在回答海斯“过去10年中文学研究出现了何种新变式”的问题时，莫莱蒂将答案定位于大数据领域，并对当今数字人文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担忧：由于文本研究对统一语言的需求，新的革命性工具与其应用领域中存在的地方主义衍生为了共存的矛盾体，“大数据为比较文学带来了巨大而不幸的后果，数字人文科学基本上是在文学领域内发展起来的，而这些文学领域几乎都集中于英语语料库，即美国的英语”(Heise 273)。此外，数字人文在发挥强大存储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不足”的难题。

莫莱蒂的数字人文使用了机器，但这远远不够，对其理论的研究更多地要从概率论、语言学、实验检验的角度进行考量，并以统计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数理科学为中介。而对于实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模型的建立和检验，以及如何释放这一工作所蕴含的批评潜能等问题，则需要国别文学的批评家、统计学者和计算语言学家的合作方能展开。“机器所无法做到的，是如何去解释新的发现——它无论如何无法在多样化的语义选择和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所以，在人机交互的实验发现和文学解释相遇时，计算批评诞生了。”(赵薇 2020b: 48)

在莫莱蒂的文学实验室之后，斯坦福大学人文领域的十余位学者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Humanities+Design”的研究实验室，尝试一种数据驱动和算法支持的人文研究。赵薇认为，这种研究范式不完全抛弃传统的文学批评体系和细读方法，而是在原有体系基础上建立分析模型，以计算机为辅助技术，进行定量文学批评研究，从而消解了文学阐释和经验研究之间由来已久的敌意(2020a: 181)。新媒体的确融合进了“新世界文学”,不仅是研究，实践也一样，更别说传播方式。

美国比较文学的“海斯报告”不同以往，甚至在出版前的2014-2015年间创建了一个可供提交论文(短评或实践报告)的网站进行公开征稿，在提交期结束后，编写团队在网站上选取不同主题的文章，并加入5篇对话和访谈重新组稿，2017年由劳特里奇出版社以纸质印刷本的方式出版。借助数字化平台，利用信息共享和编读互动，这份报告的写作和出版显示了比较文学研究对大数据时代的学科叙述方式的新变革。疫情期间达姆罗什的“八十本书环游世界”计划也是采用社交媒体进行网络首发的，他在Twitter和哈佛大学官网同步更新，且提前做好了规划，实现了包括汉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在内的8种语言的同步翻译和网络传播。之后网络下架，进入纸质出版通道，这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体现了这场旅行的世界性。不过这还不是最彻底的，达姆罗什的阅读计划毕竟还是文字占上风，要知道大数据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更体现在对作品被选择和阅读的变化上。因为历史地看，在可供支配的消遣时间内，大众更倾向于选取电影电视而非小说，“后现代小说的主要叙事功能已经转移到其他媒介之上，其带来的不是‘哥特式小说和历史小说之间的竞争’”(Heise 280),而是影像、游戏、短视频带来的阅读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及对于观众在短时间内获取所需信息和快速反馈心理的满足。

当然，大数据并非无所不能，它也面临信息甄别的难题：“当研究者通过数字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时，必须对量化的实体进行精准的定义，我们必须以更多的怀疑态度来看待所使用的概念”(276)。随着技术带来的“数字人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喧嚣的背后，也有许多质疑的声音，比如认为这种研究将丰富的文本减缩为一系列的图表数据，丧失了人文研究的温度，结论并无创见，甚至常有错误。哈罗德·布罗姆(Harold Bloom)在《纽约时报》上曾言称莫莱蒂是“荒谬的”(Serlen 218),或者说文学研究的定量研究是荒谬的。因为在他看来，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带给我们的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指引我们走向充满智慧的哲理性思考，而定量研究将文学从人的智慧贬低为数字信息。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也认为文学史不是一大堆事实性数据的罗列，而是像百科全书一样复杂。许多学者认为莫莱蒂主张放弃对单一文本的阅读是“见林不见木”(Lesjak 191)的做法，他们担心远读会取代文本细读的乐趣。甚至莫莱蒂本人也曾在2016年的访谈中感叹，“数字人文研究的成果要低于预期[……]数字人文研究自称是一大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丁斯曼、莫雷蒂 37)。

正因如此，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霍伊特·朗(Hoyt Long)与美国和亚太地区文学研究学者苏真(Richard Jean So)建立的芝加哥大学文本实验室，在“远读”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可伸缩阅读”(scalable reading)的概念，即利用一系列工具和阐释方法，通过多尺度的“透镜”来阅读和分析文本文档(赵薇 2020a: 182),这种方法有效地调和了“远读”和“细读”各执一端的弊病，进一步将“数字人文”推向“计算批评”。海斯报告中也曾反复指出，“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更加多元，更加接近世界文学，未来的比较文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文研究版图的快速重塑，这个学科‘最令人兴奋的增长点’是‘在新媒体文化的研究以及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Heise 7)。

三、 “后理论”与新世界文学的同构

“后理论”的时间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它承续的是1980年代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理论的胜利”5和高歌猛进。这里的后理论并非只是时间性的“After theory”;而是带有对理论热和大理论(大写的Theory, 或者Grand theory)的警醒、怀疑与否定，表达的是与之前无所不包的理论刻意保持距离。

1990年代至21世纪之交，多个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学术著作值得注意：1990 年，托马斯·道切蒂(Thomas Docherty) 的 《理论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After Theory: Postmodernism/Postmarxism)一书就以“After Theory”为名；伊格尔顿的《理论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 1990)、 斯 蒂 芬· 恩 肖(Steven Earnshaw)的《文学理论的方向》(The Dire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1996)、让·米歇尔·拉巴特(Jean-Michel Rabaté)的《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ory, 2002)等。1996年7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理论”衰落之后状况的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Post-Theory: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ism, 1999)是理论界较早以“后理论”命名的著述。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理论死亡”“理论终结”以及“理论”的危机与转折等。该论文集主编之一马丁·麦克奎兰(Martin McQuillan)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理论被宣告死亡”来表达对“理论死亡论”的不满，并强调后理论无止息的探索精神： 后理论是一种持续思考、延异的状态，“一种反思的姿态以及在一种质疑的体验中，总是将自身置于与理论悖论的纠缠中”,无论它是否“有用”,作为一种思想立场，后理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McQuillan、 Macdonald、 Purves, et al. xiv)。

2003年是后理论的重要一年。伊格尔顿出版名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断言说：“已然消失的只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而不是理论已经彻底消失；它肯定仍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可能还会活得很好，只不过会失去曾经备受尊崇的优势地位。”(伊格尔顿 3)同一年，达姆罗什出版《什么是世界文学?》英文本。美国《批评探索》(Critique Inquiry)杂志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理论的未来”学术研讨会，最终指出“最新的理论是理论无关紧要”(The Latest Theory is that Theory Doesn't Matter)6。至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并蔓延的“后理论”话语掷地有声地凝结一个重音，宣告了后理论已到来的共识。

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英文本初版于1985年，汉译本2006年出版),是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撰写的一部导读性质的著作。该书初版至2005年的20年间有过5次修订。第5版修订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后理论”一章：

然而，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却奏响了新的调子。似乎引发上述焦虑的那些理论岁月已经过去了。一批论著(其中的一些下文将论及)的标题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after-or post-Theory)转向的时代开始了。于是，我们读到了瓦伦丁·卡宁汉(Valentine Cunningham)的《理论之后的读解》(2002)、让-米歇尔·拉巴泰(Jean Michel Rabaté)的《理论的未来》(2002)、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以及《后理论： 批评的新方向》(1999)、《理论还剩了什么? 》(2000)、《生活： 理论之后》(2003)等文集。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重定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因为大家的共识是，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消失的不仅是理论那个权威的大写字头，还有和它紧密联系的一群明星的名字，特别是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变体联系在一起的以法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那些人： 巴尔特、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德里达、波德里亚、利奥塔德、克里斯蒂娃、西苏、斯皮瓦克、芭芭和詹姆逊，这些人主宰了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思想。(塞尔登、威德森、布鲁克 326-327)

后理论“更多带有观念、方法、主张、知识学模式的性质，是(后理论语境下)众多(小写的)理论对待理论的一种态度，它本身却不构成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思潮”(邢建昌 93-103)。 它所孕育的新世界文学，和那些分化出的众多小理论(theories)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身份研究、文化研究等一样，“都具有了一种共同的知识态度或批评气质”(Hunter 81),也就是对所有的理论与材料都要进行审慎的反思。他们都从解构主义那里继承了对语言和文本的关注，是一种以反思姿态揭示世界的非确定性、未完成性、杂糅性、不可简约性以及自我否定的动态机制。

史蒂芬·纳普和瓦尔特·迈克尔思在他们著名的”反理论”一文中，重点探讨了3个在“理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组：意图/意义、语言/言语、知识/信仰。在他们看来，“在本体论一边，意义与意图、语言与话语行为被分割开了，在知识论一边，知识与真实的信仰被分割开了”,而“理论”就是围绕这些人为分割的二元对立组展开的辩论，这将导致“理论”的无用，因为它探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问题(Mitchell 11-30)。后理论与新世界文学出现的同步性并非偶然，这是世界政治格局、经济转型和文化发展的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看清新世界文学兴起的理论脉络和重要背景。

自1990 年代以来，传统的冷战二元格局走向终结，地缘与区域政治渐趋多元；资本主义并没有出现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上的死亡，美国反倒因为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重大的救助计划和组织原则的调整而复苏，“市场”成为打破经济僵局密钥的同时，也为文化艺术领域带来市场主导和消费主义的重大变化，引起人文主义的危机和对传统经典的再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阶段，它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使得各个国家、民族、种族、性别的人群为这一目标共同协作，由此主动或被迫跨越了传统界限，使得以上单一概念无法概括和命名最新的现象。在新世界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传统的由民族语言定义的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无法涵盖所有状况，出现跨界的多元概念：例如法语语系(Francophone)、华语系(Sinophone)、英语语系(Anglophone)、“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流散(diaspora)等，他们各自开始新的关于争取“认同”(identity)、“肯认”(recognition)的思考。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加剧了不确定性，促使人们更加关切世界的急剧变化、自身感受和当代文学命题。

新世界文学在后理论时代中孕育而成，受惠于解构主义对语言和文本的关注，特别是对语文学的讨论。在对“理论”反思中，文学部分回归到审美的有机整体形态，表现出对“理论”过于强调文本的开放性、诠释的无限性以及经典的相对性的反弹。经典价值的重构以及美学问题的回归也反映出文学本身的再获重视，强调主体间的互动性。早在1982年，解构主义者保罗·德·曼便在《理论的抵抗》一书中收入“回归语文学”一文。短文是对哈佛大学著名的英语文学教授、《济慈传》的作者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 1918—1999)先生发表在哈佛校友会会刊《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1982年9/10月号上的一篇题为“英文研究的危机”(The Crisis in English Studies)的文章的回应。在那篇文章中，贝特批评法国理论的虚无，带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破产。德·曼讨论了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文学教学(teaching of literature)和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ies)应当如何处理好与当代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关系的问题，指出方法就是“回归语文学”——从而引导人们关注语言的修辞或隐喻维度，因为文学研究所要讨论的主题不再是意义和价值，而是生产这些文本以及其意义和价值被接受的方式(De Man 19-20)。可以说，不是解构主义摧毁了文学经典，而是语言的本性就决定了经典和意义的不稳定性。由解构主义引起的关于经典的讨论和对学校教育中“文化资本”的关注深刻影响了新世界文学研究，特别体现在教材编写、作品选择和编排上。

新世界文学研究者也非常关注二战后德裔罗曼语文学家的研究，奥尔巴赫的《世界文学的语文学》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语言和文化的标准和单一化表达了担忧：“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实现的同时又被毁坏了”(奥尔巴赫 81),而这已成为新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座右铭。与此同时，不仅是上文所言的保罗·德·曼，萨义德也曾写作同题文章“回归语文学”,意味着新世界文学研究者对语文学的回归热情。杰弗里·哈芬认为：两人都对批评界的现状不满，文学研究失去目标是“因为专业训练上语文学技巧的衰退”(Harpham 34),使得它成为披着职业外衣的消遣娱乐，成为不着边际的空洞言论；但是正如经过语言哲学洗礼的“后理论”的复杂多面一样，萨义德和德·曼虽然都选取“语文学”作为拯救文学研究的方向，却也颇为迥异：“对萨义德来说，它意味着亲密、抵抗、解放和历史认知，而在德·曼看来，这只是对人文主义幻象的严格纠正。两人都是借用‘语文学’这一术语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并未将这一词汇原意纳入考量”(34-35)。

此外，理论界也认识到，电子媒介的兴起和认知方式的改变对社会和文学研究本身都产生了重大颠覆性影响。希利斯·米勒在他高龄之年非常关注媒介革命，他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研究过去的巨大价值，“在这个新的电子通信统治时代，再也没有那么确信了”(Miller 351)。 如果文学原本所具有的3个最主要功能——实用指导、道德教诲和审美愉悦，都受到电子媒介和综合感官体验的冲击，而对大众失效，那么传统“纯文学”的领地必定越来越小，因此文学研究必须跨越边界，开放领地，去试着理解那些交叉和融合的艺术形式中的文学意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最为激进的部分，当仁不让，它需要探寻超越类似民族/世界、全球/地方等两极概念的另一种方式。

最后，新世界文学在认识论上的多元主义，决定了它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曾把视角主义描绘为：“一种奇特的观点，常常被冠以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是相对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认为只有存在着对某种类型的创造物或某一社会而言的真理，而没有真理本身这类东西。”(Solomon 116)虽然新世界文学理论不一定同意他的批评，但是新世界文学的确非常关注这一问题。《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中专门开辟一个主题“视角”(Perspectives)来统辖可能毫不相干的作品。7新世界文学正如达姆罗什新书中的“文学”(Literatures)一般，是一个复数。差异带来可能和多样，这就需要尊重每一个个体带来的视角主义，以对抗“全球化”可能的一体化和单一性；同时需要特别强调地方性的价值，在展示新世界文学延续性和丰富性的同时，又显示出文学本身的自我更新与重生，为读者理解不同民族作品带来新的体验。达姆罗什认为贯穿他新书的一个主题是：“所发现的不同的比较线索长期以来一直交织在一起”,而对于深刻的比较学者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勇气来保持他们在“档案、方法和视角”(in archives,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方面的多样性(Damrosch 2020a: 336)。

“新世界文学”的兴起，无论对比较文学还是当代人文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因为借由它，可见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与“后理论”反思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带来的范式转换。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新世界文学”,是一群致力于阐释、重审当今世界文学现象的学术共同体组成的，关于它蕴含的“学科主题”开拓还在不断进行中，也许会一直持续更新下去，毕竟“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未完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