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文学及相似概念之辨析

日期：2023-06-02 07:11

自然文学滥觞于美国，其突出特点便是荒野性质，这与美国的历史紧密相关。17世纪初期，包括清教徒在内的欧洲移民相继来到美洲新大陆，一片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自然的原始面貌展露在人们的眼前，因此关于自然场景与被其震慑所产生的独特感受便相继以文学的形式被约翰·史密斯、爱默生以及梭罗等自然文学作家写下。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活动相互激荡，20世纪80年代左右，自然文学以新鲜的姿态进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学者程虹专注于研究美国自然文学和译介其经典作品，出版专著《寻归荒野》《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宁静无价》，以及《醒来的森林》《低吟的荒野》等译作。在此影响下，中国掀起了一股自然文学研究热潮。在全球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自然文学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与之相似的概念，如生态文学、自然写作、自然书写以及大自然文学等。但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多数研究者对自然文学及其相似概念只进行简单归类，并未加以细致地区分。然而，辨析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对严谨的研究成果的产出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然写作与自然书写

自然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和台湾对它的命名并不相同，“在中国大陆有时翻译为‘自然写作’在中国台湾有时翻译为‘自然书写’”（张华，2021）。其实“自然写作”和“自然书写”在两地的实际使用情况比张华概括的更为混乱。

从著作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情况管窥，台湾学者也经常在学术论文中使用“自然写作”来表示自然文学，如王家祥《台湾本土自然写作中鲜明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学者也会使用不同的概念。吴明益是台湾自然文学研究的先驱，他的著作和论文中频繁出现交互使用“自然写作”“自然书写”等概念。其著作《台湾自然写作选》和《以书写解放自然》系列丛书，以及论文《台湾自然写作研究》等，都使用“自然写作”来表示自然文学；而2006年发表的《理解自然的新道路——试谈台湾自然书写与研究在新世纪的几种演化类型》则以“自然书写”来置换自然文学。大陆学者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秦苏珏2013年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研究自然文学的文章《当代美国土著文学中的自然观探析——以斯科特·莫马迪的自然书写为例》、曾道荣《自然书写：从政治语境到生态向度——兼论寻根文学的生态意识写作转向》等。

其实，不管是大陆使用的“自然写作”还是台湾使用的“自然书写”，它们指向的目的地都是“nature writing”，但它们与“nature writing”的本质意义却存在一定的差距。换言之，“自然写作”和“自然书写”都不能很好地作为“nature writing”的代表。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何处，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是自然文学的发源地，其母语英语中以“nature writing”来标识自然文学。反观我们所接触的自然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英译词汇，而“自然写作”和“自然书写”都是“nature writing”的直译版本。或许，直译这种形式会被看作西方世界在翻译行为中提倡的，如诗人贺拉斯所言说的“忠实”，或者是在中国流布多年的翻译准则中的三要之首“信”。但直译是否达到了“忠实”和“信”呢，正如意译派对直译派的责难“只忠实形式不忠实内容,使得译文晦涩难懂,影响了内容的表达”（王东风，2004）。回望“自然书写”和“自然写作”，二者更多呈现出对写作对象的观照和强调，而并未像“自然文学”以开放性的姿态去容纳更多的可能性。程虹对此也有精彩的思考和论述：“自然文学”要比“自然写作”和“自然书写”具有更为丰富和深远的内涵。显然，以“自然文学”来指代“nature writing”更为适宜。译介行为是产出不同概念的原因，却并不是唯一的致误因子，对自然文学的概念以及所蕴藏的内涵的理解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自然文学毕竟是“舶来品”，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然而直到十年以后，才形成较为系统的自然文学研究体系以及出现相关专著，以程虹及其著作为代表。可见，早期的学者在面对这一新兴名词时，除了欣喜和好奇的情绪，更多的应该是理解上的困窘——面对自然文学，只见局部难窥全貌，以及阐释上的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然写作”或“自然书写”来置换“自然文学”这一文学概念就不难理解了。站在今天，回望历史中的概念，既要有批判性的穿透力的眼光，也要有开放性的包容的雅量。

二、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

毋庸置疑，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都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这两条流淌着的大河各有其源流。美国自然文学是17世纪美洲的自然风貌与首批移民的探索与思考合力的结果，而生态文学的催生剂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王诺，2003）。我国的学者试图从概念上界定两种相互缠绕的文学类型，程虹从内容和形式入手，将自然文学阐释为“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重述一个在现代人心目中渐渐淡漠的土地的故事”（程虹，2018）。王诺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性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王诺，2003）。由此可见，自然文学着重于描绘自然，创作者忘记本我、融入自然并在自然中完成对本我的超越，如在瓦尔登湖地区隐居的梭罗和在荒原中吟唱诗歌的惠特曼。与着重观察和记录、崇尚展示自然本来面孔的自然文学不同，生态文学以生态问题作为导向，以文学作为表现形式或实际工具，其创作姿态是“寻根式”或“批判式”或二者兼具，旨在找出引起生态问题的根源，从而维持生态平衡、维护生态整体利益。从文学的概念转入具体创作的考察，自然文学是纪实性质的，多以作家的散文、日记等为主，如为我们熟知的贝斯顿《遥远的房屋》、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等；而生态文学的书写体裁显得更为博杂，几乎将所有含有生态思想的文体都网罗其中，虚构的笔调和纪实的步伐并重，包括生态小说、生态散文和生态批评等。

三、大自然文学与自然文学

如果说自然文学是来自西半球的舶来品，那么大自然文学则是典型的本土文学，该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被刘先平提出。因此谈大自然文学便不得不提及刘先平，一个甘愿花费三十年时光去接触大自然奥秘的虔诚的朝圣者。由于大自然文学和美国自然文学一样，撇开在作品中建构以“人”为中心物的法则，而专注于将自然送入读者的眼帘。如刘先平与走向欧文斯流域沙漠的玛丽·奥斯汀或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在自然中“相遇”，刘先平的《千鸟谷追踪》和《寻找相思鸟》不禁使人联想起约翰·巴勒斯记述鸟类的著作《醒来的森林》。基于两种文学显现的共性，有研究者或批评家便视大自然文学为美国自然文学的影响物，并“顺理成章”地将前者称为自然文学中国化的结果。忽视对文学真实源头的梳理，而以匆忙的姿态对其进行简单的定义，往往是谬误滋生的源泉。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学都不是另一文学的简单重复，如果重复的行为成立，那么这种文学是不具建设性甚至是无意义的。“中国的大自然文学应有中国的特色——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自然文学，将中国的大自然、丰富多彩的野生动植物世界谱写成壮美的诗篇，回荡在天宇的乐章。”（刘先平，2020）刘先平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有别于美国自然文学的创作初心和雄心，由此可见，在大自然文学创作中的占据主体性特点的“中国特色”，由两方面构成——中国的野生植物世界、诗篇，前者可视为刘先平对大自然文学内容的要求，后者则强调建构这类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就内容而言，刘先平作品中有充沛的自然描写，自然界的群山和珍稀的动物植物贯穿其中。《云海探奇》中借黑河与望春的视角与活动展现紫云山的独特风光以及短尾猴的生存情况；《呦呦鹿鸣》中组员与老猎人同打猎队斗智斗勇保护梅花鹿“大花角”；《大熊猫传奇》中果彬协同晓青在山林中找寻大熊猫母子。从语言方面来看，首先值得玩味的便是大自然文学的命名，大自然文学中的“大”是指事字，字形是横梗在天地间的张开四肢的人的形象，直观地说明了人与天地万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属于古代美学范畴的“大”，与之类似的还有庄子阐发的“大美不言”“大音希声”和“大象无形”，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大自然文学自然的属性和广博的特点。将目光拉回刘先平具体的作品，饱含中国风味的文字表达和至美的文化展示在作品的题目中就初见端倪，“呦呦鹿鸣”之题摘取自《诗经》中的《小雅·鹿鸣》，是自然中鹿群欢乐自在生活的写照，与古老文化审美所崇尚的中和与典雅不谋而合，更是对自然书写始于《诗经》之传统的回溯。这种回溯不限于《呦呦鹿鸣》，《寻找相思鸟》也是很好的典范。《寻找相思鸟》中有节名为“红嘴相思鸟为什么被称为爱情之鸟？”（刘先平，2001）这一设计是对爱情所衍生出的具象情思的巧妙呼应。总之，如谭旭东所说，“刘先平大自然文学一个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探索性和超越性”（谭旭东，2014）。刘先平以对大自然饱满的情感创作出一系列大自然文学作品，它们以地域特色——中式的古典词汇以及像大熊猫等特有的珍稀物种，与美国自然文学划出鲜明的界限。

四、结语

辨析学术概念是从事研究的首要工作，它不仅能将概念从纷杂的解释中剥离、回归其本源意义，也为此后的研究道路打下基础。将自然文学与自然写作、自然书写、生态文学以及大自然文学进行比较，可知：自然文学和自然写作、自然书写，三者所指向的是同一文学形式，但前者比后两者有更为广博和丰盈的内涵；自然文学不等同于生态文学，前者侧重以欣赏的姿态观察自然并记录人与自然的关系，期冀在自然界的声音中听见人类的基调；后者强调生态整体性利益以及对造成生态乱象的根源进行探究。以刘先平为代表的大自然文学，呈现富含野生动植物资源和至美氛围的大自然，是当前搭建中国大自然文学美学之塔的一块标志性的原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