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比较文学学科的挑战与机遇

日期：2023-06-04 11:04

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新文科之“新”不仅体现在“论域拓展”，还体现在“价值重塑”“话语主导”“交叉融合”等方面。新文科带来全新的学科视角和发展思路，要求创新学科定位、教学体系和评价标准等。对于学科发展而言，新文科建设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化解学科发展危机？如何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冲破学科定式寻求学科新发展？

比较文学一直走在学科创新发展的前沿。在新文科理念指引下，传统学科渐渐打破学科边界，跨学科交叉融合成为重要发展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学科该如何保持发展势头和学科优势？本文将从比较文学学科的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分析入手，基于新文科背景下人文学科的挑战与机遇，探讨比较文学领域新文科建设的思路与优势。

一、时代性与比较文学发展：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及对新文科建设的启示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一直颇具创新性。不过，强大的学科包容性和创新性也使它争议不断，如质疑比较文学合法性的“理论”危机、人为制约导致的“限制”危机、多元文化时代形成的“扩张”危机以及“世界文学”论争引起的“可比性”危机等。这些挑战不断催促比较文学打破学科桎梏，创新发展思路，从而形成较为独特的学科体系。就学科建设而言，比较文学学科所具备的比较性、跨学科等特征契合新文科建设理念，使其在新一轮人文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优势明显。

（一）“限制”危机：比较文学的合法性问题

以克罗齐（BenedettoCroce）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比较作为普通方法适用于任何学科，并不专属于比较文学，也无法区分一个知识领域，更不能作为学科之本。简单而言，“比较”是一种常见的、普遍的研究方法，无法作为学科特性，比较文学学科合法性存疑。面对这种质疑，苏源熙（HaunSaussy）曾指出：在克罗齐所处的时代，“比较”虽然较为普遍，但比较文学所采用的“比较”方法拥有自身的特殊性，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不同。1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比较”的目的是发现普遍真理（general truth），而柏拉图认为“比较”是一种知识模式（amodeofknowledge）。在不同学科中，“比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沿袭了二者的理论观点。相比之下，比较文学的“比较”则立足于国际文学史，旨在冲破国家、民族、语言等界限。其中，梵·第根（Paul VanTiegham）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是“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2。卡雷（Jean-MarieCarré）则指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关注文学作品间的事实关系。3基亚称比较文学为“国际文学关系史”4。而且，克罗齐也认为，文学的比较史就是真正意义上把文学作品置于各种关系之中，置于世界文学史的整体之中，来全面解释文学作品。5简单而言，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在国际文学史基础上，探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作品间的事实联系，从而构成了比较文学“比较”方法的独特性。

虽然这一观点使比较文学在学科建设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但却遭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例如，韦勒克（RenéWellek）在《比较文学的危机》（“TheCrisisof ComparativeLiterature”,1958）中就质疑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他认为，这种做法使比较文学缺少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研究方法，人为割裂艺术作品整体性，只关注渊源和影响，存在文化民族主义，使研究失去客观性。6在他看来，“比较文学”并非仅是文学关系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必须明确研究对象，专注于文学研究，重视文学性。同时，比较文学应坚持综合性研究。“比较”作为方法并非比较文学独有，其他学科同样适用。比较文学也并非只能“比较”，可以综合运用分析、阐释、回顾、评价、概括等多种方法。

这两条策略及时修正了比较文学学科缺陷，将比较文学由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重新带回至文学研究。但是，重回“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又面临了新的问题，即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语言研究有何区别？正如雷马克（HenryH.H.Remak）所说，很难发现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研究方法有何不同。7这种无差别性似乎使比较文学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性。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为了使比较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系），明确规定比较文学应至少在三种语言间进行分析研究。8也就是说，相比于语言研究，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强调三种及以上不同语言间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但是，这种生硬的人为划分很难将比较文学完全与语言系和国别文学系区分，也无法使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获得合法性。

无论是限制研究范围还是限制研究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学科边界，将其置于国际关系史或语言研究之中，没有真正体现“比较”的内核，不利于挖掘学科本质与树立学科优势。事实上，这种“限制”主要来自于传统学科建设理念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使比较文学陷入“限制”危机。而“新文科”理念的提出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学科“限制”，利用新思路、新技术等新思维打造新知识，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取得学科建设新突破。在新文科建设指引下，比较文学将彻底摆脱“限制”危机，走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前列。

（二）“扩张”危机：比较文学陷入无边界怪圈

伯恩海默（CharlesBernheimer）在《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intheAgeofMulticulturalism）中指出比较文学有“焦虑”因子。9例如，比较文学到底是怎样的学科？虽然有很多学者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但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依然不明确。事实证明，多元文化时代来临，传统研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全新的研究环境。在伯恩海默看来，面对新环境、新挑战，比较文学应该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适时调整研究方法、范围和策略，在全新的历史维度中找到新增长点。他认为，在多元文化时代，“比较文学”应该超越“文学”范畴，积极吸纳新文化现象，着眼于多元化、全球化和跨学科研究。与此类似，库班（VilashiniCooppan）也宣称：比较文学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历史10，以展现比较文学的“全球化”特征。伯曼（Sandra Bermann）认为比较文学在人文领域跨国和跨学科11，凸显其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优势。可见，在全球化趋势与多元文化共存影响下，比较文学所坚持的文学性受到挑战，超越国家和学科界限以及从文学领域扩大至文化领域成为比较文学的新趋势。

确实，文化研究的兼容性对许多学科产生重要影响。在研究实践中，文化研究为比较文学带来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不过，伯恩海默的观点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一方面，多元文化视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但就学科建设而言，学者是否有权利谈论不属于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的专注，使其陷入只“比较”不“文学”的困境。与此同时，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影响下，比较文学领域看似无所不包，导致其他人文学科，如音乐系、艺术系、哲学系等，似乎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由此可以看出，比较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领域的学科建设提供创新性思路，但同时丧失了个人身份（alossofidentity），致使学科陷入无限扩张的危机。

目前，“新文科”理念为学科交叉与科际整合提供了新思路。尤其是“文理交叉”的提出使现代科技、信息技术、计算方法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运用于传统文学研究中，彰显了新文科建设的“科学性”与“时代性”。就学科建设而言，比较文学学科经历的“扩张性”危机实际上对于人文科学领域的“新文科”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简单而言，无论比较文学学科采用何种新方法、新技术，必须始终坚持“文学性”内核，以文学研究为基础，使比较文学坚守“文学研究”。对于新文科建设而言，在学科交叉与融合过程中也要坚持学科基本的内涵，增加学科的内生动力，以寻找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三）“可比性”危机：世界文学理论的优势与缺陷

面对比较文学学科在“文化研究”中的迷失，西方比较文学界意识到必须尽快回归“文学”领域，否则学科将“名存实亡”。那么，如何才能使比学文学既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又能保持基本的学科特征呢？此时，歌德在19世纪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再次引起关注。确实，随着全球化愈演愈烈，多元文化时代来临，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互动与交流日趋频繁。在此影响下，比较文学逐渐突破国界限制，克服民族差异、语言障碍等，得以对世界范围内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世界文学的观念也逐步形成。

那么，到底什么是“世界文学”？目前，学术界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以苏源熙为代表。这部分学者认为“世界”是一个“空间”概念，代表具体的“范围”，“世界文学”是指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学作品。12这种观点秉持了一种无差别的集合观念，认为世界文学的包容性既可以打破国别限制，又能够保持文学传统，是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次有效修正。例如，伯曼就提出在“世界文学”理念下可以更好地研究“外国文学”与“主体文化”之间的碰撞、互动与交流。13在他看来，世界文学是一种无差别的概念，使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学作品获得了平等的学术地位，建立了平等对话机制。另一种观点以达姆罗什（DavidDamrosch）为代表。这部分学者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专属概念，并非无门槛、无条件和无差别。简单而言，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被视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世界文学”并非由作品本身决定，而是受多重因素影响，如主体文化、接受国文化以及社会需求等。14这两种观点虽然都肯定了“世界文学”对于学科建设的价值，但却存在本质性区别。前者注重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平等对话，而后者其实秉持的是一种文化趋同主义，即寻求世界范围内符合主流价值的文学作品。由此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研究虽然实现从地区走向世界，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同质性危机。

整体看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实际上反映了学科建设的时代性与发展性。比较文学一直走在学科创新的前沿，不断接受新的思想与理念，不断融合新的学科与方法。这在促使学科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危机。进入新时代，比较文学如何才能在保持学科属性的同时实现创新发展？事实上，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为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创造了新的契机。新文科理念将使比较文学打破学科壁垒，坚持比较方法，回归文学研究，积极拥抱新技术，实现跨媒介、跨学科研究，从而走在人文科学领域新文科建设的前沿。

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与发展历程对于人文科学领域的新文科建设也具有一定启发性。一方面，传统人文学科必须紧随时代步伐，打破学科限制，基于发展现状和社会现实，立足学科之间的共通性，寻找发展的共频点，充分利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为学科发展注入新活力，不断形成新的学科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人文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建设也要注意坚守学科内核，在向外扩展论域空间的同时，也要注重向内挖掘学科的潜在价值，尤其是传统学科视角下被忽视的学科价值，注重激发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防止盲目扩张影响学科的整体价值体系。

二、异质性与交叉学科建设：新文科视域下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主要源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专属性，即“比较”作为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不足以构成学科基础；二是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在文化研究影响下，比较文学似乎无所不包，文学、艺术、民族、文化等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比较文学学科该如何发展？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为比较文学发展注入新动力。一方面，比较文学一直居于创新发展的前沿，其创新意识促使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方法；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具有跨学科研究优势，拥有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基于新文科建设的总体要求，比较文学将坚持学科内核，发挥跨学科研究优势，强化交叉学科建设，争取在新一轮学科发展中取得新突破。

（一）立足文学性，回归比较文学的本质及核心

学科发展是动态过程。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至今，以其包容性不断吸收新事物、新观念，不断扩大研究范围，这为其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导致陷入无所不包的困扰。面对危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做到回归“比较”和“文学”。

首先，回归“比较”。诚然，作为一种方法，比较并非“比较文学”学科专有，但却是该学科的根本方法和基本特征。遗憾的是，现在很多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不比较”了。一方面，跨学科名不副实，理论研究代替了比较研究。美国学派重提平行研究，跨越学科界限，使跨学科研究成为比较文学重要领域。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学者热衷于理论、艺术和文化研究，抛弃比较的方法，使跨学科研究名存实亡。例如，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作为知名比较文学学者，其学术成果却多集中于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研究，与“文学”研究相距甚远。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坚持“有限”比较，舍弃“比较”的普适性。例如，韦斯坦因（UlrichWeisstein）就反对将“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15。我国学者余虹也指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在生成语境和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上并不相同，因此，中西文论对话无法实现。16由二者观点可以看出，文学对话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同质性。而东西方文学、文论属于不同文明范围，缺少同质性，不具备比较研究的可行性。

以上两种情况导致比较文学陷入“不比较”的困境。要想使其走出困境，必须将比较作为根本方法，明确比较文学跨越性特征。这种“跨越性”不仅体现为跨国、跨学科，还体现为跨文明。例如，比较文学冲破“国家”和“学科”两大界限，为学科赢得大量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比较文学研究依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依然没有摆脱西方文明桎梏。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在获得“国家”和“学科”两大空间之后，还急需跨越“文明”界限，在全球化、多元文明背景下，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比较文学未来发展过程中，跨国、跨学科和跨文明作为学科跨越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将成为比较文学回归“比较”的重要基础和动力。

作为一种基础方法，“比较”契合新文科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发展思路。作为学科内核之一，对于“比较”的坚守成为新文科理念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优势。与此同时，新文科理念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比较”的范围，使比较文学研究在数字人文、文学数字化转型、文学跨媒介研究等领域迎来新突破。

其次，回归“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文学”，必须坚持以文学为比较的基础。奇怪的是，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比较文学渐渐走进“不文学”的怪圈。例如，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的口号，立足文学渊源与流传研究，坚持事实关系与实证研究，忽略文学性的重要性，导致比较文学远离文学，走向“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此外，伯恩海默基于多元文化趋势以及比较文学发展困境，提出文学现象不再是比较文学学科唯一的研究对象，文学研究正向多元化、全球化和跨学科方向发展，并提出比较文学应该向文学研究转向。

事实上，进入21世纪，达姆罗什、苏源熙等学者重提“世界文学”，正是认识到比较文学界“不比较”“不文学”的发展现状。一方面，重提“世界”可以在不扩张学科领域的同时扩大研究地域范围，摆脱欧美中心，跨越国家界限，坚持比较方法，保留学科特性。另一方面，重提“文学”可以做到坚持文学研究，关注文学性，寻找世界性，为文学研究开拓新领域。从这一角度看，重提“世界文学”也表明回归“比较”和“文学”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界的共识。

面对比较文学领域的新文科建设任务，我们不禁要产生疑问：新文科到底新在何处？从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念看，新文科建设要基于时代发展与基本国情，注重知识更新，赋予传统专业新内涵，也要满足社会需求，强化学科交叉与融合，为打造新专业提供契机。那么，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坚持“文学性”将是新文科理念指引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继续秉持的学科基础。无论是新理念的融入还是新方法的使用，比较文学研究本质上是“文学研究”。新文科建设旨在打破学科限制，为学科发展创造更多空间以及提供更多内生动力。从比较文学对于“文学性”的坚守也可以看出，交叉学科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学科互动与融合，应该体现为坚守学科内核，寻找学科新突破。

（二）立足异质性，完善变异学理论及研究

长期以来，同质性被视为比较文学领域的唯一可比性。例如，无论是同源性、类同性还是世界文学理论，原则上都是在追求同质性，即寻找不同国家、地区、民族文学作品所具备的普适价值。但事实证明，仅以同质性为基础不足以构成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以同质性为基础的“世界文学”也没有摆脱法国学派的同源性和美国学派的类同性的限制，没有跳出趋同研究的怪圈。例如，世界文学虽然拥有“世界”视角，但是鉴于西方学者一直掌握着学术话语权，世界文学的评判标准依然是西方主流价值理念，并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也导致比较文学学科无法真正走出危机。与此同时，趋同性也不符合多元文化特征，不利于比较文学研究挖掘人类社会灿烂辉煌的异质文明。正如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文化层面也体现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文明互鉴，促进跨文明交流与传播。而这里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一个同质性与异质性相结合的概念。

就学科发展而言，长期忽视“异质性”是比较文学学科深陷困境的重要原因。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表明，重视异质性将会为比较文学发展带来生机。比较文学必须创新理论体系，在“同源性”“类同性”等同质性之外，确立“异质性”为重要可比性之一，使跨文明研究成为可能，使比较文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例如，基于对跨文明交流过程中“变异现象”的长期关注，中国学者曹顺庆教授率先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提出“变异学”理论。该理论以跨文明交流与互鉴为基础，立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关注世界范围内文学领域的变异现象，最终建构文化过滤、文学误读、文学他国化等特色理论，使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路径。随着“变异学”走出国门，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开始重视中国比较文学理论建构与研究实践，使中国特色比较文学理论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提出与建构不仅有效应对了比较文学危机，而且打破比较文学同质性限制，为跨文明以及异质性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对于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建构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一定程度上，“比较文学变异学学术话语的成功，为中国学术话语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中西学术话语平等对话机制”17。

比较文学研究一直坚持以理论为导向，以实践为基础。无论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都在实践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突破国界、学科和文明之后，对于学科的认知也必须紧跟理论发展。为使比较文学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该领域研究必须摆脱地域中心限制，全面采取对话机制，走向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的“世界文学”。同时，重视“异质性”对于新文科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学科之间的共通性，还要抓住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在扩展论域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科之间的异质性交叉与融合，从而真正实现学科的价值重塑与话语重建，充分展现新文科精神。

（三）坚持跨学科，立足文学数字化转型，加强交叉学科建设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基础学科之间、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与融合，往往导致重大科学发现和新兴学科的产生。由此可以看出，新文科，换而言之，伴随时代变迁，要创新学科建设，丰富学科内涵，使学科发展契合时代需求、符合时代规律，以体现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时代性与实用性。正基于此，随着学科边界的日益模糊，跨学科研究的不断发展，交叉学科被视为新一轮学科发展的重大机遇。

那么，文学领域如何建设交叉学科？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今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就技术路径而言，数字化是把各种事物甚至整个世界还原为一连串电子信号流，进行二进制化处理，最后达成数字化形态，如电子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进入数字时代，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电子游戏、影音娱乐、网络购物、数字阅读等数字虚拟世界。这些活动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使得以实存性为基础的生存经验逐渐被数字虚拟性替代，进而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认知。作为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已经进入数字化转型快车道。正如学者罗伯特·库弗（RobertCoover）所言，超文本文学有朝一日可能会使印刷书籍以及传统文学过时。18与此同时，数字化阅读的发展速度惊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9.4%，较2019年的79.3%增长了0.1个百分点，而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64%。也就是说，在短短五年之间，数字化阅读接触率增长了15.4%。19

这些社会现实为比较文学研究与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基于数字媒介生态，文学创作、作品风格和阅读审美等环节都呈现数字化趋势，并展现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差异化特征，对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面对文学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新变化，尤其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形成的差异化特征，原有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机制的适用性存疑。此外，对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而言，数字文学、网络文学等新文学现象要求研究者和读者具备更高的“技术素养”，从而对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数字文学与数字技术、时代发展密切相关。数字文学、文学数字化转型等展现的新文学特征与比较文学研究不谋而合。首先，跨学科研究一直被视为比较文学的重要路径之一。随着数字文学的崛起，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与电影、音乐等领域，数字文学的技术属性、媒介特征、人机交互、计算机语言与虚拟现实等“新文学”特征将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有效拓展文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文学、计算机、数字技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就交叉学科建设而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促进了学科间的互动与交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的影响下，人文科学得以紧跟科技强国战略，与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新兴领域交叉融合，成为人文科学领域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数字化影响下比较文学研究急需“技术型”人才。数字文学不仅是文学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如脚本运行、非线性叙事、人机交互、多媒介融合、程序运行、虚拟现实等数字文学的重要差异化特征本身都涉及诸多技术难题。因此，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文学的技术属性和交叉学科特征将为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政策支撑和理论依据，也为比较文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机遇。

结语

事实上，新文科建设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立足于文科发展困境提出的新思路。新文科的内核在于打破学科固有限制、强化学科交叉融合、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为新时代培养复合型文科人才。就学科体系而言，比较文学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动态性。这就使得该学科在面对传统学科质疑和挑战的同时，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吸收新思想。在文学数字化转型所引领的新一轮文学变革浪潮中，比较文学学科在坚持文学性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发挥跨学科优势，实现数字技术与文学发展的高度融合，契合数字化发展趋势，挖掘数字文学的差异化特征。与此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基于跨学科研究与多媒介融合的新需求，比较文学学科将更加注重培养兼具文学素养与技术素养的新文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