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之陋见——从古远清教授的世界华文文学“文学观”谈起

日期：2023-06-06 08:54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在四十年前已经启动。数十年来，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几代学者，他们贡献了诸多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多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课题资助，为学科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全国高校的很多学者开设华文文学课程，培养这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不断给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输送新鲜“血液”；在这个领域，国内外也已经召开了很多次的学术会议。多年来，古远清教授召集学人，坚持每年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成绩，有了自己的“话语资本”，能够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独当一面的“角色”了。

一、古远清教授新著及其体现的世界华文文学“文学观”

2021年古远清教授新著《世界华文文学概论》面世，是学术界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又一次重要贡献。论著总计十一章，前五章为综论。第一章《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从学科建立的依据、学科的发展历程、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论述；第二章《世界华文文学的几种话语体系》阐述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常见学术/理论概念——中国文学·华文文学·华人文学、“他者”“‘离散’与新移民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第三章《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品格》从国际性、移动性、本土性、边缘性四个概念对其学科品格进行概括；第四章《海外华文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从“新中国文学与台港文学交流的先行者”“新中国作家队伍板块结构的松动者”“新中国文学经典建构的参与者”“新中国文学爱国主义内涵的丰富者”四个方面阐述；第五章《世界华文文学地图》将世界华文文学划分为北美、东南亚、东北亚、欧洲、澳大利亚、中国境外文学等六个版块进行阐述。古远清教授新著的后六章分论世界华文文学“园地”的小说、诗歌、散文及文学批评实践；第六章《小说创作的丰收（一）》兼论北美、欧洲、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小说创作；第七章《小说创作的丰收（二）》阐述了吴浊流、杨逵、林海音、鹿桥、钟理和、陈映真、高阳、琼瑶、七等生、张大春、施叔青、李昂、朱天文、朱天心、骆以军、痞子蔡等“台湾作家群”的创作（鹿桥另作别论）；第八章《小说创作的丰收（三）》阐述了黄谷柳、侣伦、张爱玲、刘以鬯、西西、钟晓阳、金庸、董启章、李碧华等“香港作家群”的创作（张爱玲为旅居香港作家）；第九章《诗歌的盛宴》和第十章《散文的繁茂》兼论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作家的诗歌、散文创作；第十一章《批评家的风采》是对居住北美、台港澳等地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学术批评）的论述。

从古远清教授新著的结构布局及其内容论述来看，他的世界华文文学“文学观”具有整体性、跨界性的特点。古远清教授将世界华文文学视为全球化的华人与华文文学——涵盖中国（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华人与华文文学，是包括全球华人以汉语和其他语种创作的文学，也是包括全球的人们（华人及异国异族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由此，古远清教授指出美国的葛浩文、韩国的许世旭、德国的马汉茂、日本的山本哲也、苏联的费德林，以及越南的胡志明和黄文欢，他们的汉语书写即便没有中华民族意识，“仍应看作华文文学。”古远清教授这种全球化、整体性的世界华文文学“文学观”，同时也是跨国界、跨语种（包容华人的汉语与其他语种的文学创作）、跨人种（涵盖华人与异国异族人们的华文文学创作）、跨学科（“联通”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文学观”。在《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中，古远清教授指出，华文文学乃是“立体状态”，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应“把华人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涵盖进去”，“华人文学的形态，先天就带有某种混合性，故世界华文文学不应固守‘华文’的疆界。华人文学作品不管有无中译本，都应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研究对象。”1“研究中国大陆文学乃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把中国大陆文学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要拿出巨大的篇幅来描绘中国大陆文学地图，而只是在参照意义上，把它作为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比较的对象。”2古远清教授贯通于新著《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中的“文学观”，在学术界也颇有“知音”。在1985年创刊的《华文文学》中，对于“华文文学”概念的诠释，包含了“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3随后，黄万华等学者都从华文语种的角度出发，将异国异族血统的人们的汉语创作也纳入华文文学研究范畴，并且学术界普遍将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视为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园地。进入1990年代，饶芃子等学者深化了对“华文文学”内涵的理解，她将“华人文学”视为“广义的‘华文文学’（表现华族文化的文学）”。41993年南昌承办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这期间，“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的学术观念破土而出。黄万华在著作《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1999年）中提出“20世纪华文文学整体观”，提倡以极为宏阔的视野去考察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古远清教授新著《世界华文文学概论》所呈现的“文学观”与上述学术思想共鸣，并且体现出集大成的学术特征，足以打开学者的视野，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有其启发意义。

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多做经典个案研究、比较研究

数十年来各学术梯队在世界华文文学领域取得的成绩，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将来要继续切实推进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需要继续在学术研究上保持它的经典化、深化，为此，笔者建议多做切实的经典个案研究，也有必要多做比较研究。

首先，文学史/类文学史著作出版了好多部——例如，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黄万华著《百年香港文学史》、古远清著《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黄万华著《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方忠著《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李诠林著《台湾现代文学史稿》、古远清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朱双一著《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庄钟庆主编《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黄万华著《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刘登翰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张国培著《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等，以及《台湾文学史》（刘登翰、庄明萱）、《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吴奕锜、赵顺宏）、《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黄孟文、徐迺翔）等，上述国内外学者的文学史/类文学史著作，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取得的重大收获。笔者认为，在文学史/类文学史著作已经取得丰富成果的基础上，要继续深化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就得回过头去，多做很切实的经典的个案研究（作家研究、社团研究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忧郁》（黎湘萍）、《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刘俊）、《跨越时间之河——台湾“创世纪”诗社研究》（白杨）、《自我完成、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白舒荣）、《洛夫：诗·魔·禅》（钱建军、向忆秋）、《底层认同、殖民现代性与史诗建构：钟肇政小说创作论》（赖一郎）等做出了贡献。经典化的个案研究成果虽有一些，但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较大。古远清教授新著《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中所论的很多作家，都堪称创作成绩斐然的“大家”，值得学者认真去做他们的专题研究。这个工作做好了，做多了，将是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切实贡献。

其次，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天然地具有越界/跨域（跨国界、跨学科、跨语种）、文化混杂、世界性与民族性、（各国）本土性与（中国）本源性等诸多特点，这表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呈现出比较研究、跨界研究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古远清教授新著也有类似学术思想。在学术界，进行跨界研究的著作有多种，如赵小琪、张晶、蒋金运等著作的《跨区域华文诗歌的中国想象》。在此，笔者觉得在作家个案研究和文学史/类文学史研究比较丰富的基础上，需要多做这个领域的比较研究。在学术研究中，有比较，才能见出异同，才能更好地认识“彼”“此”，才更有益于深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黄万华著）、《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与比较》（朱双一、张羽著）、《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樊洛平、王萌著）等著作，正是彰显了学术研究的这个意义。

三、世界华文文学学术会议需要再“国际化”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领域的会议需要再“国际化”，以此发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优势并实践其应有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

“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表明它在文化意义上的包容、开放、文化多元、文化混杂、去政治性与在地理意义上的国际性、跨域性、去疆界等特点。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本身就呈现出“国际化”的天然特点。截至目前，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及研究遍地开花，出现全球化的势头。在东南亚本土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已经出现了几代人，东北亚华文文学创作也颇有佳作，北美华人华文文学创作自19世纪已经启动，欧洲和澳洲的华人华文文学创作可圈可点，欧洲出现了高行健、程抱一、林湄等多位重量级的文学大家。除了中国和东南亚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成绩斐然，世界其他各地的华文文学研究还跟不上它的创作。中国和东南亚的学术界有必要带动世界其他各地的华文文学研究，以期真正形成全球化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局面。先行者如何带动后进者？有些客观条件（比如当地学者的研究素养）难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至少可以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学术会议运作上，首先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中国已经出现了多级、多种形式的华文文学研究会（比如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这些学术单位的会议不仅应该“引进”国际学者参会，更需要走出去，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学术界、文学社团组织联合召开学术会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高水准的学术会议“搬”到世界其他各地去召开，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再“国际化”——这个学科本身具有“国际化”的特点，在高水准学术会议的运作上，与国际接轨，实现再“国际化”，无疑会推进学科建设。

这样做，首先可以发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天然优势，扩大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学术作用，带动世界其他各地的华文文学研究。当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真正形成全球化的学术格局之际，也许，也将是这个学科真正体现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之际。一直以来，这个领域的学术界都在焦虑，为“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身份”“命运处境”伤怀，认为它处于多重的“边缘”位置——诚然，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而言，它是被漠视的、边缘的；在世界其他各国，相对于所在国的主流文学而言，“华文文学”是族裔文学（除了新加坡华文文学获得国家厚待），是边缘身份。为此，学者们也都在寻思“华文文学”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问题。黄万华教授曾在学术研究中建议“通过建立‘双重传统’（故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使东南亚华文文学“逐步进入本地主流文学”，“变‘边缘放逐’为‘融入中心’。”5这确是可行的学术思想。笔者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也可以不必追求融入“谁”的中心，它自身就可以自立“中心”。黄万华教授认为“华文文学”是一个开放变动的体系，那么，对于开放变动的华文文学体系而言，“边缘”即“中心”——对于居住国和祖居国的文学体系而言，它当然被“边缘化”了；6但是，当它拥有自身独立的话语、体系，并真正形成全球化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格局之际，它可以自成“中心”，也能够彰显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

促进学术会议“国际化”，是发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优势并实践其现实意义的重要途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独立存在的现实意义在哪里？笔者认为，其中一点就是它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上所具有的天然的国际化特点，使它成为跨界（跨国界、跨学科、跨语种）书写（创作）、跨界研究的典范，并具有“去政治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从而可能得以实现全球化的华人与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统一体”。古远清教授在《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中，提及1979年安格尔和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中国大陆、台港澳与旅美的作家、媒体人，共同举行了“中国文学创作前途座谈会”。聂华苓在会议致辞中，提示了“我们在一起”的重大历史意义，叶维廉也表达了“文化统一的开端”的重要意义。古远清教授借助此例，亦庄亦谐地用“文化统一中国”表达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7。这个事例也可以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独立存在的重要现实意义，它所积极带动的全球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从文学和文化的渠道，联结起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华侨华人，推动了全球化的华人华文文学世界的形成，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也融入到中国倡导并正在实现的“一带一路”构想之中。

四、结语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走到了一个节点。我们不乏成果，也出现很多好成果。陆士清教授的《品世纪精彩》和古远清教授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出版不久，刘登翰教授也刚印制《一个人的学术旅行》，黄万华教授近几年推出了《百年香港文学史》《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华文文学领域第一代学人（或先行者）尚在孜孜不倦地耕耘，佳作迭出。后辈学人自应珍惜先行者开拓的学术之路，在前辈们厚重的学术台阶上，我们需要思考，怎样保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升华？怎样努力，更有益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这恐怕是所有致力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学人的内在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