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路径、开拓空间及新可能——以学术著作为考察中心

日期：2023-06-09 08:54

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归属中国文学的文体类型（学科）。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新世纪之前，老一辈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整体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与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两种形式。这种以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文本、史料为基础的研究模式，在新世纪之前建构起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前人之路”。新世纪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出走在“前人之路”上的精耕细作特征。同时，还表现出基于学者个人年龄、积学及所处时代发展实际的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空间的开拓特征。时代、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学，本质上是一个共同体。在这个由全球化和媒介主导变革的新世纪当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也慢慢浮现出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就是未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勘探领域。很显然，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是走在“前人之路”上，又开拓了新的空间，还寻着时代的新特征、趋向继续探索。新世纪以来，学界公开出版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著作，在多个领域与维度呈现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的这些特征与征兆。这种特征与征兆是探索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特征、研究路径、开拓空间及未来可能的前置史料与预示文本，值得进行谱系性探索。1

一、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和精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相当部分古时候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因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都没有书面文学（作家文学）的。这些少数民族长时间没有书面文学的客观历史事实，不仅整体上造就了每个时期学界认为少数民族没有文学（主要指书面文学）的片面印象，还让少数民族文学在20世纪中国主流的文学史著作当中集体“失语”。这种“失语”就是梁庭望所概观的：“遗憾的是，20世纪的一千多部标题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基本就只反映中原文化圈的一个板块，而且在绝大多数高等院校中文系、文传学院所开的中国文学课程里，基本没有少数民族文学。”1少数民族希望编写自己的文学史，或是希望本民族的文学史进入中国文学史著作当中，不是新时期、新世纪及当下的诉求，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有了。随着新中国成立前后相续推行与展开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民族识别工作等，一种“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党、政府规划与反映民族自我意识的集体幻想，以及反映学者个人见解的具体写作相结合的”2在新中国“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文学史平等”也应运而生了（即汉族有文学史，少数民族也应该有本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

在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文学史平等诉求之下，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写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提上了日程。为了统一协调好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会上既初步要求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等13个文学传统丰富的少数民族率先编写本民族的文学史，又对各省市开展各自地域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3在两年之后的“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不仅有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壮族、白族等15个少数民族写出了本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初稿，还商讨制订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草案）》《中国各民族文学作品整理、翻译、编选和出版计划（草案）》《〈中国各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出版计划（草案）》等计划性、规范性文件。4在新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当中，虽然后来只有《广西壮族文人文学史概要》（刘介，1958）、《白族文学史》（张文勋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纳西族文学史初稿》（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土家族文学艺术史修订稿（上下）》（土家族文学艺术史编委会编，1959）、《藏族文学史简编初稿》（青海民族学院中文专科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60）等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付印或出版了，但学界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条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编写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前人之道路”。

新世纪之后，随着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史料收集（包括民间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推进与共享性传播，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顺着“前人之路”展开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整体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与地方性的单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两个维度。

在整体上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方面，新世纪以来学界相续产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下）》（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200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梁庭望、黄凤显，2003）、《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当代文学概论》（李云忠，2006）、《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特·赛音巴雅尔主编，2009）、《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吴重阳，2013）与《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散文概论》（杨春，2008）、《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小说卷》（李云忠，2016）、《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梁庭望，2016）、《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散文卷》（杨春编著，2016）等整体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著作（这种整体性既指少数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学史发展，也指新中国成立后整体性文学史发展）。应该看到，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这种整体性与集成式的研究，是有重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发现、建构意义的，但它依然存在着相应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在略微表现为重复、泛滥的整体性少数文学史著作中（从古至今的研究），由于时间跨界大，涉及文类多，整体上表现出缺乏对每个文类（小说、诗歌、散文等）的深入研究的特征。此外，在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当中，一方面它们表现为较少梳理少数民族文学整体性的发展轨迹，或以作家、诗人个案分析为主，另一方面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缺少对年轻一代作家、诗人的研究（这种情况在从古至今的整体性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著作中也很明显）。

在地方性的单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方面，学界产生了关于单个少数民族从古至今、建国以来及新时期以来的《湖南少数民族文学史》（彭继宽主编，2001）、《五指山风韵：海南少数民族文学探析》（华子奇、陈立浩主编，2003）、《独龙族文学简史》（李金明，2004）、《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第1、2册）》（阿扎提·苏里坦主编，2006）、《回顾与展望：新时期红河少数民族文学探微》（梁明，2007）、《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王介云，2011）、《怒族文学简史》（攸延春，2014）、《重庆少数民族文学概观》（何云贵第，2017）及《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2001）、《回顾与展望：新时期红河少数民族文学探微》（梁明，2007）、《多元共生精彩纷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探索》（杨玉梅，2017）等著作。与整体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相近，这些地方性的单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著作，也希望以一种从古至今或新中国成立及新时期以来的整体性历史去概观某个地域当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但相对整体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部分地方性的单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因为地域小、作家少等原因，它的文学是否真的存在及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有待考量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类地方性的单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著作，由于主要以现象观察和个体分析为主，文学史的成分比较弱，就研究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这有好的方面，但也有其局限性。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虽有整体性（通史性）、地域性研究著作问世，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学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与单一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研究道路之上精耕细作的。他们走在“前人之路”上的研究特征，一方面的确是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或单个少数民族文学建构了更为多维的“史”的概念，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丰富多彩的特色。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研究很少涉猎全球化时代中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新变化与新特征。换言之，在“前人之路”上，新世纪以来学界很大一部分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只是一种前人模式的推进，还没有探索新的空间。

二、少数民族文学类型研究的开拓和新空间

新世纪二十年余的时间大体上呈现为全球化、城市化及媒介主导的时代，从时代变化速度与人的观念改变角度看，我们身处的这个新世纪无疑是“革命和嬗变的时代，现在我们在几年内所经历的变化，过去则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5应该可以想象，在时代巨变的背后，是人的感官、感受及观念的变化。文学作为人的创造之物，它在一种时代、人及文学的统一性关系当中，自然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因而，在充满变化、变革的新世纪，虽然学界很大一部分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依然是在“前人之路”上耕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有部分研究者感到“前人之路”上的有限空间已经是难以将全球代与多元时代少数民族的研究与批评“向纵深处推进”6的。在这种情况下，新世纪以来就有一部分研究者（主要以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年轻学者为主）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反思、突围及转型的诉求当中努力开拓的新空间。

其实，透过新世纪学界在“前人之路”上的精耕细作、推进维度及存在的问题，我们是能够看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还是有开拓的空间的。大体上讲，这种新的开拓空间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新世纪以来（时间维度可延续到新时期），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群体（以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为主）及重要的文学（诗歌）现象的梳理与话语解读。第二，对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象、热点、趋势的理论考察与价值提升。第三，具有全球性视角的族裔文学比较。以70后为主的年代一代的学者、批评家作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在场者、见证者（很多也是诗人、小说家），他们正是感觉与看到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这些新空间，而展开具有纵深性的研究的。

首先，具有文论特征的类型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在新世纪逐渐显现其与中国的本土化融合的主流特征。一批学习、研究文论出身的年轻学者，在新世纪当中以他们所熟悉、深扎的文论来观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性、本体性特征。如马绍玺在他的著作《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2007）中就以后殖民与全球化相结合的“他者”视域来观照新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文化流散’是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人文化体验的最确切的存在状态”7是他有发现性的结论。陈祖君在《汉语文学期刊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2009）一书中以汉语文学期刊为媒介视角考察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生发与发展，他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内在地包含了少数民族性、当代性和文学性的诉求，汉语文学期刊对于这种诉求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和后来的演变有着不可小视的巨大影响。”8刘大先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2013）一书中探索“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研究”是“如何可以相互转化”9的。涂鸿在《文化嬗变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2014）一书中，用一种文化多元的整体视角概观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变化和应该坚持的自身本体性。10杨彬在《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2018）一书中“详细地梳理了55个少数民族作家在当代使用母语和汉语的情况，在学术界第一次对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的整体状况做了细致的分类和整理”11。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2019）一书中，杨红基于中国文学的“寻根思潮”，探讨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特性、发生及其构成的文学写作图景。12王淑英在《云南少数民族迁徙史诗的文学人类学研究》（2020）一文中，考察了云南少数民族迁徙史诗的人类学价值。

其次，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开拓。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诗人的文学书写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现象，她们自身独特的身体书写、性别书写还确立了女性文学（女性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当中的地位与价值。在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大潮中不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满族作家叶广芩（1948—）、满族诗人娜夜（1960—）、回族作家马金莲（1982—）和获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土家族作家叶梅（1958—）、朝鲜族作家金仁顺（1970—）、白族诗人冯娜（1985—）等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她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立足与产生文学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因而，一种整体性或地域性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进入了学界的视野当中。如黄晓娟等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2014）一书中就较为整体性地描绘与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图景与发展状况，呈现少数民族女性诗人对本民族文化、对自身性别身份、对民族、时代及国家的认同与想象等。13魏巍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研究》（2016）一书中，主要以获得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华文青年诗人奖等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为对象（也兼及其他年轻的少数民族女性诗人），“从文学外的制度影响和文学书写的内部发展机制来探讨其（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当前和未来的走向”14。在《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初探》（2016）一书当中，任一鸣“以社会性别视角与民族视角双重契入，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初步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15

再次，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越来越倾向于怀疑、否定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的时代，一种比较的视角（区域与区域的比较、区域与国家的比较）在很大程度还保留着具有差异性、独特性的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新世纪以来，比较的研究视角也进入了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之中，并且还表现出颇具时代战略意义的价值。这种比较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中国国内不同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与中国（地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如在《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2013）一书中，李子贤以一种比较视野“对蕴藏丰富、异彩纷呈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从总体上进行超学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16。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论》（2001）一书当中，吴重阳也整体性地对中国不同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发展及审美等进行比较研究。而在中国（地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方面，金丽、蔡勇庆在所著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2005）一书当中，就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中民间文学（神话、传说等）、书面文学与西方圣经、宗教文学等进行比较。黄晓娟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东南亚女性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2009）一书中，则是在一种文化多元与女性写作的大语境中将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东南亚女性文学进行多维度的比较。17祁晓冰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研究》（2015）一书当中，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俄苏文学进行关系性与相应的比较性研究。18在《蒙古族文学艺术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2021）一书当中，赵晓峰将蒙古族史诗、说唱文学、民歌等文学（艺术）作品与相邻的俄罗斯、蒙古国等周边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探索蒙古族文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最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学术史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具有新中国民族特征的文体类型，在中国当代文学维度之下，它的发展已经有七十余年了。在这七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界产生了老、中、青三代有代表性的作家、诗人（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算），学界对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特征、话语特征等问题也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在少数民族文学自身发展与学界探讨相互映照、交融的过程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少数民族文学批语话语的学术史研究也成为新世纪学界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维度。如李鸿然在他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上下）》（2004）一书当中就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探讨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史。19李长中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2013）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西方话语”与“本土经验”研究》（2020）两部著作中，重点探讨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具有的中西方话语互动、融合及提升特征。20龚举善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2016）一书当中，则是“围绕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同期汉民族文学研究的关系，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关系两条主线，以突出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在‘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和建构力量”21。刘大先在《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2017）一书当中，从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的现场、现象、热点及演变等方面观照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22刘亚虎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2020）则是较全面地考察与总结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话语、研究范式等。23

总而言之，新世纪以来以年轻一代学人为主体的研究者，大体上表现出在自身学术积累、造诣基础上努力开拓与老一辈学者略为不同的研究领域与维度的特征。他们无论是表现为具有文论特征的类型研究，还是对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亦或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研究，都极大超出了老一辈学者开拓与耕耘的整体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与地方性的单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颇有“在统观视野、世界视野与比较视野的观照下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范式进行转换”24的意义，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推向了更具理论性、时代性的层面。

三、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文学是人创造的文学，也是时代创造的文学。在一种时代、人及文学的共同体当中（即时代、人及文学是一体的），每个维度的变化都会牵动另外两个维度的变化。新世纪是充满变动、变革的时代，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人类及其所创作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浮现着时代的变动、变革特性的。在当下由全球化和媒介主导变革的时代当中，我们也无法忽视与否认当下时代（全球化、城市化、互联网及媒介等）给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催生了新的勘探可能性。当然，这种具有未来性的可能实际上还与老一辈学者所建构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的深化、拓展与当今跨学科、“新文科”的时代语境有关。因此，整体而言，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未来可能性与方向可用王平所说的“生发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生长点”25加以扼要概观。

第一，查漏补缺性和地方性或域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到目前为止，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部分少数民族由于人口几千或万余人，并且在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书写文字，他们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创作、流传有一定的口头文学，但由于作家、诗人创作的书面文学有限，关于他们的文学史（无论是民间口头文学史或书面文学史）还没有编写出来。在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已经编写与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情况下，编写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史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关于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一个值得与需要继续耕耘的领域。就此而言，钟进文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2012）、李长中的《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2015）等一些相关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指出了哪些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文学有查漏补缺性的空间。

第二，少数民族文学的媒介与传播研究。

身处媒介的时代，媒介视角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或少数民族文学媒介性研究是很多研究者思考与有涉猎意愿的领域，但或是由于研究者个人能力的局限，或是囿于当前研究文本、资料的不足，这种媒介性的研究现今还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在撰写《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2013）这一著作当中，刘大先虽然感受到了现代媒介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存有重要关联，但由于个人时间、精力及能力等方面原因，很遗憾未能对这方面进行探讨。26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4年年会精选论文集《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选择》（金彬彬、戈虎、朝尹杨主编，2016）虽然也冠以“全媒体时代”之名，但全书与媒体（媒介）有关的只提及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此次年会的新闻报道（事件传播），并未真正涉猎媒介（媒体）与少数民族文学之关联。27很明显，就目前而言，学界个人或整体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媒介与传播研究能力、条件还未形成。但这个已经深入我们现实生活与价值观念当中的媒介，无疑是一直在主导、影响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播。特别是在以基因技术、人工智能、AI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主导之下，“后人类、后人文为我们提供的新的观照人的存在与人与自然及世界的关系的价值尺度与伦理思考，都成为文学研究及文化研究的理论拓展与深化的新的契机。”28就此而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将在人类未来的某个时间当中成为可以探索的领域。

第三，少数民族文学与时代、国家的新关联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族群、种族）作为建立在家庭血缘、邻里地缘及其所创作的共同精神文化之上的群体，他们从诞生之始就具有共同体的雏形。29近代以来，在世界各地的殖民与反殖民、压迫与独立的斗争中，民族逐渐成为了具有现代国家观念或实体力量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30。我们知道，中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1，在当前国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之下，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度研究与探索不仅是迫切，更是十分必要的。就当前而言，有论者就着手进行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课题研究（如刘大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0BZW188；马绍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BZW185，等等），也有论文探讨了少数民族诗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联等。32中国学界这些关于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研究，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时代、国家的新融合和新关联的话语特征及现实价值。当然，就目前而言，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灾难书写、疫病书写也是值得进行着手的重要领域。

第四，跨学科、“新文科”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在资源、信息共享的媒介时代，无论少数民族民间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文本、史料，现在都可以通过查阅或购买而得。在文本、史料基本共享、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研究者之间文学史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包括整体的或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相交集、重叠，甚至可以说是同质、重复性的研究将越来越多。这种交集、同质、重复的研究预示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俨然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其实，从量上看，学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学不同层面的考察、研究，不管是文本与史料挖掘，还是历史性的梳理，已经做得足够深入、扎实及全面。它留给年轻一代研究者耕耘、勘探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新世纪当中，具有文论特征、女性特征、比较特征的研究领域开拓，虽然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颇有时代性、本体性的新空间，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还应该在跨学科、“新文科”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更为文化性、文学性及其二者相统一的大视野进行合宜与有价值探讨。如当下的文学人类学理论中关于人类没有书写文字时代的文化文本与有书写文字时代的文学文本、文化文本是大传统与文学文本是小传统等理念33，是能够合宜地整体概观中国大多数没有书写文字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与非常短历史的书面文学创作情况的。在跨学科、“新文科”背景之下，文学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交叉研究就是合宜与有新思路的。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本性、史料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遗留的空间其实已经非常有限，对新世纪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而言，他们需要一种在场者、见证者的姿态与意识，去接触、收集年轻一代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文本、史料（主要以80后、90后作家、诗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闯出研究的新空间。当然，任何研究都不能脱离时代，在这个全球化和媒介主导的时代当中，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媒介、跨学科及“新文科”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值得去探索的领域。这种探索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秉承的“国家主体范式、民族主体范式、关系论范式”34传统的显现，又是它的更新与深化。

结语

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归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体。在7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主要表现为整体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与地方性的单个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既建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当中的地位与价值，又呈现了一条具有经验性、方法性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路径。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老一辈学者铺就整体性与地方性文学史研究之路展开的。这种在“前人之路”上的研究，丰富与补充了老一辈学者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前人之路”上的研究固然有迹可寻，但空间也十分有限。为此，新世纪以来以70后年轻一代为主的学者，他们基于自身的积学领域，在“前人之路”上开拓了新的少数民族研究空间，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推向了更具理论性、时代性的层面。时代是变化与发展的，与时代是一体的人与文学，在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当中自然产生了新的意涵。新世纪二十余年的全球化和媒介主导的时代发展，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研究带给诸多变化与改观。这些时代性的变化与发展及“前人之路”遗留的未涉猎之地，就是少数民族文学未来的研究可能。当然，跨学科、“新文科”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也将带给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诸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