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苏童小说创作新变

日期：2023-06-16 09:04

20世纪80年代初，苏童乘着先锋文学的浪潮登上文坛，《红粉》《妻妾成群》收获无数赞赏好评，经影视改编后更是备受追捧、红极一时。21世纪以来，苏童先后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碧奴》《河岸》《黄雀记》，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碧奴》是中国首部参与“重述神话”项目的作品，《河岸》获2009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与以往作品相比，三部作品呈现出很多变化，体现了苏童在新的创作环境下的创作突围。人到中年的他开始直面人生，怀着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挖掘人性，并试图在写作中以更为平实和温和的笔触去唤醒人们对生活的反思。

一、由消解历史到关注现实

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传递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历史是不能直接接触的，我们仅能接触到对历史的记载，而这些记载与已经消失的历史之间是有差距的。这种新的历史观对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有着巨大的诱惑。苏童的历史叙事并不定位于记录真实的历史。“什么是过去和历史？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因为碎了我可以按我的方式拾起它，缝补叠合，重建我的世界；我可以以历史关照现实，也可以不关照；我可以以历史还原现实，也可以不还原。”这种历史观渗透在苏童早期的很多作品中——试图将历史碎片化，注重历史的虚构性，突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等。

《米》没有明确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读者只能在几处描写中推测大致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混乱的年代，但苏童并不关注这段困苦的历史，只是作为建构故事的背景，着重描写个人的命运遭际和心理变化。《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是一位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但她没有向往自由憧憬革命的强烈愿望，而是选择在旧家庭里跟女人们耍心计、争宠爱，小说试图展现潜在的历史力量与个人生命特征之间的角逐，最终个人的源自生命欲求的力量掩盖了历史的锋芒。《我的帝王生涯》直接虚构了一段历史、一个王朝、一位帝王，作者凭借着超群的想象力虚构了一段离奇丰富的宫廷秘史，历史的存在感已经消失，宫廷成了上演人性碾轧的平台。可以看出，苏童早期作品中的历史总是模糊不确定的，也很少看到历史对人物有什么大的影响，这便是其虚化历史产生的效果。

进入21世纪后，苏童在创作中开始试图还原历史，不再刻意虚化历史，而是直面历史带给人物的影响和历史带给人们的启示。

2013年苏童推出自己的新作《黄雀记》，名字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更加有意识地追求确定清晰的时代感。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为名，而这三个部分也基本对应着三个时段，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后。与以往的小说不同，苏童此次选择的历史背景最接近时代也最靠近现实。虽然故事回到了苏童小说中最常见的地域“香椿树街”，但时代的变迁已经使这里面目全非，使生活在这里的人开始了新的堕落之旅。保润、仙女、柳生这三个生活在新世纪的年轻一代，终因难以遏制的欲望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几番寻死“丢了魂”的祖父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活到了小说最后，成为见证三位主人公罪恶青春、不断堕落、接受惩罚的重要人物。苏童也正是以小说中人物的堕落为窗口，来观察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生存状态，寄寓了自己对当代人生存困境的伦理关怀。人到中年的苏童更加关注现实，他试图通过还原历史，开掘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现的人性特点，从而实现他的人文关怀和对现实的关注。

二、由讲故事到讲人生

学者王德威曾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评价：“苏童天生是个说故事的好手。”苏童是一位“想象型”的作家，其早期的许多作品都是想象性创作的产物。评论界对其想象和虚构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这也是部分读者钟爱其小说的一个原因。

苏童的早期作品中，死亡、血腥、暴力、性占据了大量篇幅，人性的罪恶与缺失被无限放大。一方面这与苏童初入文坛，血气方刚，想要展露自己的才华和个性、探索人性的创作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有他童年生活成长经历的原因。贫困多子的家庭和多病的体质，使得苏童比同龄人更加多愁善感，也给了他更多时间去细致地观察生活。作品中有一方他想象出来的故乡和街道——“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他不断让那些精彩的故事在这两个熟悉的地域中上演。在潮湿阴暗的香椿树街上，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他们溃烂的年轻生命、扭曲的灵魂、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被苏童几近真实地记录在了小说中。在他对这条街道几乎疯狂报复的描写中，暴露了其早期作品急躁、直白的缺点，但也不难看出其对人生价值的莽撞追问。

苏童曾说：“我觉得30岁以后想象力无可挽留地衰退了。考虑到想象力的衰退，在我今后的创作中可能转向对个人情感方面的表现，我将更多地从个人生命内在体验的方面思考与对待小说。”由此可见，苏童较早意识到想象力枯竭这个问题，并有了补偿它的想法。在《碧奴》中，苏童的本意是尊重神话、重新建构，而不是颠覆或解构神话。虽然苏童依旧以想象的方式重新建构孟姜女这个神话传说，但其既要保留孟姜女神话传说中的精髓，又要超越神话原型、追求独特性的这种创作心理，抑制了他本可以纵横驰骋的想象力，而其建构而不解构的重述方式似乎也有了南辕北辙的效果。《河岸》《黄雀记》这两部作品都取材于当下，与历史题材相比，当下题材更要注重真实性，因而任由想象力肆意构造小说的策略在这里并不能实施，苏童只能老老实实地将人物置于现实中，他们的一举一动和心理变化都不能脱离那个特定的时代。可见苏童在自己的创作上设置了很大的障碍，而其破除障碍，直面人生的决心也显得如此坚定。

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完满和谐的家庭使得苏童的思想和精神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他意识到人生价值的实现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一个生活中沉重的命题，而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在生活里直面人生。人到中年的苏童不得不承认他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仅仅用那些诗意古典的语言、唯美感伤的氛围吸引读者，他更愿意读者关注他作品中对人性的揭露和对人生的态度，以此唤醒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对生活的思考，这便是鲁迅笔下“改造国民性”和“直面惨淡人生”的继续。《碧奴》中苏童将孟姜女的神性消解殆尽，使她成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底层女子，在寻夫路上她遇到了被砍掉双手、不时调戏她的猥琐车夫无掌；遇到了被训练成鹿、马一般的儿童和人，长期的训练和压迫使他们产生了以被人骑、射为荣的畸形心理；还遇到了冷漠无情的刺客少器、打扮妖娆站在人市等待被买的年轻女子们。

新时代苏童的长篇创作有着明显的向现实主义靠拢的迹象，他不再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去虚构历史，设置扑朔迷离的情节和匪夷所思的人物，也不再以华丽精致的语言营造故事的氛围，而是以一种平实的笔触去描绘现代都市城乡生活的现实画面。这种转变并不是作者想象力的衰退或写作能力的退步，而是作者直面人生的一种精神流变。

三、由探索到回归

一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作家，应该是在不断探索的。“从先锋文学出发，中间经过新历史小说的历练，再重新回到现实，苏童一直在变幻自己的写作轨迹和固有风格。”从写诗歌到写小说，苏童也一直在探索自己擅长的领域。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苏童在走出先锋的同时保留先锋精神。

21世纪“新神话主义”的浪潮席卷了全球，无论是小说影视还是诗歌绘画都有着向神话回归的倾向。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推出了“重述神话”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已参与创作的包括诺贝尔奖、布克奖获得者及畅销书作家，涉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西方自成谱系的神话相比，中国的神话较为零散，重述起来很有难度。苏童作为一位擅长写短篇小说并有着自己独特历史观的作家，却欣然接受了“重述神话”这个如命题作文般艰巨的任务，因而诞生了这部毁誉参半的作品——《碧奴》。苏童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比神话更神话写作思维”，保留神话原型，在“碧奴”的眼泪上大做文章，以最原始的民间想象方式完成了写作。“重述神话”使苏童远离了自己熟悉的创作题材，更不能以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去架构内容，这对于苏童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探索，无论是对自己的创作生涯还是对中国作家在“重述神话”方面的创作都有着历史性意义。苏童的《碧奴》虽然在创作上有不足的地方，却给中国作家提供了重述神话的借鉴文本，在这一点上看苏童的探索无疑是成功的。

新时期苏童的创作能明显看到他的语言靠近平实，人物普遍带有温情。《河岸》中的少年库东亮因受父亲革命身份的转变，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待遇优厚的干部子弟到无人问津的“空屁”，母亲无情的批判、父亲以自残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些都对东亮年少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之前小说不同的是苏童并没有把主人公设置成六亲不认、畸形变态最终走向死亡的模式，而是在对主人公亲情的处理上多了份温情。小说中选择跟随父亲上船生活的东亮再次回到岸上时有很多事做，但他首先去找了母亲。“我朝粮油加工站的方向跑，根据我的脚步判断，我要去找我母亲，我是想念我母亲了，乔丽敏那么讨厌，我为什么要去想念她，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脚告诉我的，要去问我的脚。”虽然父亲是带给东亮人生不幸的源头，船上的生活更是充满了父亲对他精神和身体的压抑，但在东亮的心里是有对父亲的宽恕的。“有时候我对父亲的不满无可抑制，会用这把匕首对着他、控诉他、伤害他，甚至羞辱他，更多的时候，我不忍心如此对待父亲。”在小说的最后，东亮还在竭尽挽留父亲，看得出他对父亲的眷恋之情。由此可见苏童在小说人物的处理上也有向理性靠拢的倾向。

1991年苏童的作品《妻妾成群》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并一举拿下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入围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其小说《红粉》《米》《妇女生活》等又相继被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由此可见苏童的作品是存在着商业价值的，不难猜测若他向着影视编剧或流行文化的方向发展可能会收获另一番天地，但苏童没有这么做。他说：“文学创作是自主的行为，而编剧的自主权常常掌握在导演手中。编剧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就要和导演斗、吵。我是个不爱斗争的人，只想把小说写好了。”无论他是喜爱自由还是不善争吵，他忠于写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想把小说写好。反观当下的中国文坛，不乏一些作家转型导演或编剧成功的例子，在他们收获了观众和掌声后便在这条路上一去不返，从此很少写作或流于媚俗，这一现象是值得反思的。一位作家如何在文学作品日益商品化的今天仍忠于写作并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性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王宏图在分析《黄雀记》中所写的：“回归到自我，不会有胜利者凯旋的狂喜。然而，专注于自己，守护住自己，不迷失自我，在这个杂乱喧哗的世界中，已经是一件颇有难度的工作。”在《河岸》和《黄雀记》两部作品中，苏童又回到其创作的老地方——“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这不禁让喜爱和熟悉苏童的读者感到亲切和欣慰，而苏童也似乎也在这两部小说中向人们昭示，他还是那个灵魂漂泊在枫杨树乡上的苏童，那个曾经生活在香椿树街上流着少年血的苏童，他一直是那个想着写好小说的苏童。

苏童是一位不囿于自己曾经得失的作家，在写作的路上不停探索、寻求变化。苏童写作的新变使得其创作道路越来越宽阔，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愈加珍贵，而其不忘初心，坚守写作的精神也为当今浮躁的文坛做着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