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风度——以许杰的“读书随笔”专栏与《现代小说过眼录》为中心

日期：2023-06-20 09:17

其所呈现的文学史意识、文学观念和批评方式，凸显了许杰的批评家风度；同时，作为历史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小说评论的一种范式。

基金：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点项目“许杰年谱”（19WH40023ZD-17Z）阶段性成果;

20世纪20年代在小说创作中已有文名的许杰，1936―1937年在《立报》1文艺副刊《言林》开设“读书随笔”专栏，1944―1945年又以“现代小说过眼录”为总题目，先后撰写长短不一的小说评论近50篇。许杰的小说评论虽然数量不多，如今亦几近湮没不彰，然将其置于现代文学史背景下，从文学史意识、文学观念和批评方式看，这些小说评论内涵丰富，眼光、趣味颇为独特，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仔细解读。

一、《立报·言林》“读书随笔”专栏与《现代小说过眼录》

许杰起意做小说提要，与周予同2关系甚大。其自述是“受了周予同兄的劝告，决心要做一做现代小说提要”。周予同认为，现代写作小说的人很多，出版的数量也不少，但大多数作品会逐渐消失。用文学的眼光来看，这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东西，是值得注意的。因此，给每篇小说做一个提要，过个十年二十年，甚至是过个一百年两百年的时间，这工作就很有意义了。3

这些小说提要，刊发于《立报》文艺副刊《言林》“读书随笔”专栏。《立报》是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的小型报纸。创刊号发刊词《我们的宣言》宣称：“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办《立报》唯一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的最主要使命。”故此，提出“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4广告词“报纸大众化是价钱便宜人人买得起文字浅显人人看得懂”，更是直白地表明办报宗旨及方式。因为“以坚持走‘大众化’的道路受到群众的欢迎，成为当时销路最好的一张小报”。5这张当时销路最好的小报，有文艺副刊《言林》，由谢六逸6主编，撰稿作家有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夏衍、郁达夫、朱自清、郑振铎、许杰、王统照、王任叔、曹聚仁等，可见其影响力。谢六逸主张“报纸面积小，小中可以见大。文章不怕短，短中可以见长。篇幅虽然紧缩，品质却已增高，这就是我们的希望”，7这正合许杰做小说提要“每篇文章不希望写得过长，总是只有两三百字或是五六百字为止”的构想，因此，“就把写好的，一篇篇的送到他那里去”。8许杰在《言林》共发表各类文章36篇，其中，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主笔《言林》“读书随笔”专栏，刊发小说提要24篇。

抗战爆发，许杰于1937年8月举家离沪迁徙内地，颠沛流离中不得不搁置这一工作，但此心想却时时浮现。1939年，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教时，“偶然也在学生手里看到了几本文艺杂志，于是又想起过去的小说提要来，便续写了两篇”，即《丁玲的〈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和《金曼辉的〈铁蹄下〉》。1944年，许杰在福建建阳暨南大学讲授“小说戏剧选读”课，将讲义整理成文，以“现代小说过眼录”为总题目，陆续在报刊发表。其自述写作缘由：

我在学校里开了一课小说戏剧选读，我想，要是在现代的文坛上，选一些刚才出版的新作，一面加解解释，一面加以批判，不管在思想内容方面，或是形式技巧方面，都来一个剖释，这或者会引起读者的一些兴趣吧。我这样决定之后，就动手写我的现代小说过眼录。8

这些小说评论大都发表于1944年1月至1945年3月，后结集为《现代小说过眼录》。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立达书店1945年7月于福建永安出版的初版单行本，包括“自序”，21篇小说评论和“附小说讲话三篇”，具体篇目如下：

陈铨的《花瓶》

上官碧的《看虹录》

沈从文的《摘星录》

沈从文的《笨人》

严文井的《一个钉子》

艾芜的《回家》

茅盾的《委屈》

青苗的《阳春曲》

青苗的《梅小鹤》

陈瘦竹的《生日礼》

端木蕻良的《前夜》

司马文森的《渣》

徐仲年的《鬻儿记》

靳以的《众生》

胡明树的《娜娜珂》

张煌的《蛇》

叶圣陶的《皮包》

骆滨（宾）基的《当那幅油画诞生以前》

丁玲的《泪眼模糊中的信念》

金曼辉的《铁蹄下》

王西彦的《海底呼啸》

附小说讲话三篇：

鲁迅的《药》

再谈鲁迅的《药》

《明天》

鲁迅的故乡

另一种是收入许杰的自选集《许杰文学论文集》，1989年7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篇目上有三处变化，一是“小说讲话三篇”已收于《鲁迅小说讲话》（上海：泥土社1951年9月版），故不再附录；二是《金曼辉的〈铁蹄下〉》不到300字，过于简短，删去了；三是增加了《施蛰存的〈黄心大师〉》《臧克家的〈挂红〉》《魏金枝的〈活路〉》等3篇。9

有意思的是，许杰将《现代小说过眼录》明晰区分于“读书随笔”专栏文章，按其界说：“我如今所以写这些东西的主旨，已经和过去所要做的小说提要不同；小说提要，是只想做一个概括的记录，准备给将来写文学史的人一个参考的资料，而如今却着重在小说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研究上面了。”10认定前者才是小说评论，后者不过是小说提要。

的确，主笔“读书随笔”专栏的初愿是做小说提要，但开笔伊始，许杰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故事梗概介绍，而以小说家的识见评点一二。比如，首篇《王任叔的〈天才〉》，起句就是“王任叔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天才》，是一篇很好的‘时代的小讽刺’”，11极准确地点明小说的特征。尤其是从第四篇《罗烽的〈特別勋章〉》开始，评点相当细致具体：

我觉得这一故事的写出，在造意取材及编排上，都有些缺憾的。第一，试想全篇的结尾处，只引用远东晚报的新闻，这是会引起什么观感的。……第二，警备司令心理描写似乎太欠斟酌，譬如写“我有办法”，决定把儿子做牺牲品，用作自己获得特别勋章的工具，似乎写的太简，而写儿子出发前线，挂虑他的生命时，反显出太繁了。第三，我以为这篇题材，是不必写到特别勋章的一段；如果那样，这作品的效果恐怕会更大一些的吧！第四，副中队长的不死，似乎做小说的成分还很重，而警备司令的儿子及其同志被捕，也觉得无话交代了。12

有故事梗概介绍，也有创作评论，两者自然融合。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创作探讨；对于读者来说，则是一种阅读引领。

而《现代小说过眼录》也并非一味地理论阐发。许杰很清楚，如果“这一篇也是论的主题与技巧，那一篇也是论的意识与结构，一涉到抽象的研究方面的说话，是没有几篇，就可以把文章做完的”。13所以，还得有大量精细的文本分析。如，《艾芜的〈回家〉》：

艾芜的作品，本以文字清新，人物刻划见长，尤其是这一篇小说，其完整之点，几乎无懈可击。如果要在结构上一定要找一点什么瑕疵，那么，在结尾之处，仅以永森嫂坐上轿子，离开村庄收场，不肯再花费些笔墨，回到丁永森的心理描写上去，似乎颇有令人感到知友临别，未能一面，大有茫然之感似的。14

寥寥数语，于细节处着眼，既识别出结构上的瑕疵，又指出人物心理呈现的欠缺，还暗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对此，艾芜的回应是，“他（笔者注：指许杰）……说的意见，我极尊重。回家一文收尾那一节，我打算得闲了，仔细研究一次，倘使添那一点，我一定添加的。”15

特别要提及的是，许杰自30年代开启小说提要写作，便透露出朦胧的文学史意识，至40年代再续前事，固然有课程讲义的便利，但的确是不忘初衷，要藉自家的文字，给代表一个时代却终将慢慢消失的文学作品留下一些印记，为后人编写这个时代的文学史作依据。因了这样的文学史意识，许杰虽然按自定标准选择评论对象，但眼光却颇为包容，所选作品在题材、风格、作者诸方面都相当宽泛，选家的评论独具只眼、切中肯綮。唯所选以短篇小说为主，16有单一之嫌，这可能与其阅读兴趣有关，也可能与其自身创作所限有关。可惜这项极具意义和价值的工作，却因身处乱世而一再被打断。然所得近50篇小说评论，可一窥许杰对特定时期文学现象的呈现。某种意义上说，亦是一种文学史的记录。

二、“文学与人生是统一的，而且是合一的”

许杰1923年创作《惨雾》，“已经意识到小说是反映人生、表现人生的一种形式”。17此后经年，许杰从人生道路、人生真谛的探索中，探寻文学的出发点、归着点以及对于人生的指导作用，撰写了大量文艺论文。在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形成其文学观，这一过程，有迹可觅。

《明日的文学》是许杰写作最早的文学论文集，收入1927―1928年的文章。其中《文艺与实社会》一文谈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我们可以得一个很大的结论，文艺是离不了实社会离不了人生的。文艺也是批评实社会，批评人生的。换言之，文艺须有实社会与人生去充实它的内容，它方才有精神，有生命，有永久不朽之价值，是伟大的作品。18

1945年3月16日，许杰为自选集《文艺，批评与人生》所作《自序》，强调文学与人生是密不可分的：

我觉得，文学与人生是统一的，而且是合一的。19

1987年，许杰准备结集出版《许杰文学论文集》，所撰《前言》谈及60余年的文学事业，总结性地自道：

如果有人要我指出一条简略的线索，那末，我的关于文艺是人生的反映，是对人生的批评，同时却反过来指导人生并给予美感陶冶的认识，还是可以值得一提的。20

时光流逝，世道巨变，但许杰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认识和阐释，通前彻后，一以贯之。文学来自人生，又作用于人生，这是其最重视、也是最重要的文学观。

这一文学观是许杰小说评论的基本评价标准，其关注的重点是小说主题与题材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特性，与之相宜的形式技巧，以及对读者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读书随笔”专栏与《现代小说过眼录》是对自家文学观的实证式演绎。

首先看重的是小说的内容，特别是主题与题材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比如，评点巴金的《窗下》，“是一篇时代的插曲”，“能够在这样的大时代中，找出这么一点的男女恋爱的故事，做他的有时代意义的写作的题材，多么值得赞颂呀！”21评点茅盾的《委屈》，“从一个小厂家的太太没有了夏衣，反映出工厂的停闭，车床的生锈，以及工业家的苦闷，和整个中国的工业化的前途的作品”，“这样的在现实社会中探取题材，这样的在作品中反映当前的巨大的问题，恐怕还只有茅盾，继承着《子夜》的一贯的手法的茅盾吧！”22许杰肯定了小说在日常生活中凸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在现实矛盾冲突中展示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窗下》中“我”以“旁观者”的态度，对抗战前夕的纷乱生活作纯粹的“壁上观”，未免过于超脱；而《委屈》以“太太”的心理发展为小说中心，使得这样一个反映战时中国工业化一再受挫的问题，弱化为“太太”不能如愿购买夏衣的委屈，从而影响主题的深刻性。

刘祖春的《荤烟划子》，颇受京派作家们的推重。曾由沈从文推荐、入选赵家璧所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23又入选林徽音所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24小说写一对农家夫妻经历了荒年、兵乱，无以为生，从乡村流落到小镇，男人摇着小船，女人陪人烧鸦片的故事。“一个男人，把自己的老婆的肉体，这样小船追逐大船的叫卖着，这的确是一个辛酸而悲痛的故事。”但许杰认为，“除了文字幽美之外，却不能算是一篇成功的作品”。

全篇缺少心理的描写，作品中的男主人翁，对于这种生活，也只是无关心似的；因此，作者所给予我们的情调，却反是淡然的，辛酸的意味也减轻了。至于女的呢，虽然也曾说过“划回去，别让人白辱没！”的话，但同前文一对照，……妇人做了一个媚眼，眼角含着一种荡人的笑容，……也有些前后不相称，同样的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没有思想，没有人生的悲感，引不起读者辛酸的情怀的。25

这个“辛酸而悲痛的故事”未能引起“读者辛酸的情怀”，很大程度上，由于小说作者以唯美达观的趣味态度对待人生的艰难，因而难以深入体验人生，触及人物内心深处。许杰虽然是从心理描写的角度评点，实际上，他敏锐地看到了作者与人物之间的“隔”，看到作品所缺乏的直面艰难人生的勇气和严肃的精神，就此，亦可见许杰与京派作家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趣味之“隔”。

许杰也重视小说的形式技巧。叶圣陶的《皮包》是一篇几乎没有戏剧性故事、没有着力描写的主人翁、没有透露作者主观意识的作品，却成为《现代小说过眼录》中最受论者推崇的小说。

叶圣陶的这一篇《皮包》，依我们说来，便是一个典型的形象，而同时又可以让我们从他的描绘的形象中去思维的。在这中间，我们始终看不到一点作者的主观的流露与曲解，一切所用的手法，都是形象的说明。

我们说，叶圣陶的这一篇作品，是一种形象的讽刺；而这讽刺的意味，又是带着极高度的机智的成份与幽默感的。

《皮包》借助一个机关里的科长，一只失而复得的皮包，一些以“皮包”为权力象征的人，纯粹用形象的描绘与形象的讽刺，表达了中国现实社会一面是封建政治的遗留，一面又是新兴政治恶化的政治形态。许杰在赞赏叶圣陶高超的现实主义手法时，反复强调：“一切的文学作品，原来就要以形象来代替思维的。”“文艺的形象，每每比现实的形象更为形象。”“一个作家的创作的过程，是从现实的认识，到现实的形象的描绘或表现。”甚至直接指导读者：

我们应当怎样的看法，才算对得住自己，对得住作者，才算看过了这篇作品，看懂了这一篇作品呢？我的答案，还是靠形象来思维，——由文学的形象,还原到实在的形象，典型的形象，再由这种典型的形象，认取他所寄托所附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义,而后加以正确的批判。26

为了说明小说创作中典型形象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形象的思维理解小说的必要性，许杰还不厌其烦地以小说开头第一段描写时间的文字作为佐证：“窗口伸进来斜方柱体的阳光，一缕烟穿过那斜方柱体，懒懒的往上袅。”“一条阳光从稻草屋顶斜穿进来，筷子那么粗细……”形象化的描写，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不但引发读者的想象，更产生对现实生活的深层的认识。《皮包》全篇的手法都是如此，许杰赞叹这是“非常成功、非常老到”的手法。

当然，在所选小说中，如叶圣陶的《皮包》这样内容与技巧俱佳的小说毕竟为数不多，大部分小说在内容与技巧上是不平衡的。值得注意的是，许杰在不同的篇什中，曾有明确的表态。1937年1月18日刊载于《立报》的《史塔霞的〈硕果〉》，说：

内容与技巧究竟是谁先谁后，这是讲文艺批评的人们，时常在争论着的问题。……如果这一篇作品，内容与技巧，并不能调和——或是内容超过技巧，或是技巧超过内容，到是成了问题的。……我的主张，是应该强调起他的内容来的。27

1947年6月12日，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一文，又说：

自然，文艺批评所致力的，除了作家笔下所表现的人生之外，还该有一部分涉到了作家的表现技巧与其艺术修养，但这，却应该是从属的。28

这样看来，似乎对内容与技巧有所偏倚，置内容于技巧之先，视艺术表现从属于人生表现。实则不完全如其所言。许杰明了文学在表现和指导人生的同时，要给予读者美感陶冶，文学的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是统一在艺术的完型与有机的整体之中的。比如，《史塔霞的〈硕果〉》“在技巧上，可不敢恭维；但在题材及取裁上，在观点及题旨上，却是不差的”。29《靳以的〈母子〉》中，儿子这一人物“连时代感都不太有，社会的认识的透露，也不觉得鲜明；这恐怕是太注意于作品的技巧及组织的体系上的缘故了吧”。30《沈从文的〈笨人〉》，“所谓政治价值，原来就应该通过艺术价值而存在的呢？如今既然失了艺术价值，那末，这政治价值，又将附丽在什么地方呢？”31我们在近50篇的小说评论中，看到诸多对形式技巧的独到而精彩的评点或意见，正是基于许杰对小说技巧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要求、甚至苛求，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兹不赘述。

小说评论是极具个人化的文学活动，体现评论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许杰的小说评论或有疏阔可訾议处，然其本着“文学与人生是统一的，而且是合一的”准则，以“精炼的笔致批评曾风行一时的一些短篇小说，或褒或贬，议论中肯见解独到，绝无吞吞吐吐之态，这在当时是颇为罕见的”。32

三、“建立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正常关系”

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理论上容易说清楚，实际上不容易处置，褒贬抑扬之间，难免彼此相轻生隙。兼有小说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许杰，自然深知其中的复杂与困难。1947年6月12日所作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一文，阐述了其长期以来对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观察和思考。认为，首先要建立“彼此之间的共信”，在此前提下，要有“一种相互尊重的民主的风度”33。并反复强调：“建立文艺的共信，建立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正常关系，造成文艺上相互尊重的风气，养成文坛上的民主作风，这非但对于文艺运动的展开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对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前途，也有很大的关系吧！”33简而言之，“共信”“尊重”“民主”是建立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正常关系的三个关键词。由此观许杰的小说评论，便可见出撰写者的性情，也可知与今日文学评论的风气不同。

《现代小说过眼录》收有三篇关于沈从文小说的评论，分别是《上官碧的〈看虹录〉》《沈从文的〈摘星录〉》《沈从文的〈笨人〉》。我们重点讨论前两篇。沈从文用上官碧笔名在《新文学》（1943年第1卷第1期）发表《看虹录——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一年后，又在《新文学》（1944年第1卷第2期）发表了三易其稿的《摘星录》，许杰认为这两篇所谓的“人性实验”新作“只是色情，无关宏旨”，指出，“沈从文近来的作风，似乎都想用人生问题的讨论开头，而后装入他那肉欲的追求，‘生命的诗与火的赞美’来结束。”这应该是对沈从文40年代此类小说创作的精准概括。接着，许杰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

对生命的执着，对“生命的诗与火”的赞美，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也有他的存在的理由。但在这抗战的现阶段，这样的强调着肉体的享乐，说是“如果肉体已到毫无意义，不能引起疯狂时，对生命又有何等意义？”这就不得不受人批判，受时代批判的。34

显然，许杰并不否定作家赞美“生命的诗与火”，关键是作家对此的见解以及如何把握的问题。尤其在抗战时期，他认为沈从文的这类写作非但不能使读者感受到时代的气息，反而容易被这种人生态度、人生观所困扰。

对此，沈从文并不认同，很快做出了回应：

所说许杰先生批评可惜这里不易见到，但想想那作家指责处，一定说得很对，极合当前党国需要。……关于批评，弟觉得不甚值得注意，因作家执笔较久，写作动力实在内不在外。弟写作目的，只在用文字处理一种人事过程，一种关系在此一人或彼一人引起的反应与必然的变化，加以处理，加以剪裁，从何种形式即可保留什么印象。一切工作等于用人性人生做试验，写出来的等于数学的演草，因此不仅对于批评者毁誉不相干，其实对读者有无也不相干。

但在另一封“废邮存底”中，却又强调：

我想从各方面来写“湘西人与地”，保留此五十年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人情与生活历史，希望可用它作更年青一辈朋友打打气，增加他们一点自信，为明日挣扎有所准备，增加一点耐性，来慢慢的战胜环境，力图自强！若能作到“地方一切长处可保留，弱点知修正，值得学习的进步知识都乐意拼命学习，举凡一切进步观念勇于接受”，这个工作就不无意义了。

于是，许杰接着又写了《论沈从文的写作目的》一文，引用了沈从文的上述两段话，指出其前后自相矛盾：

沈从文的先后的矛盾，自己的理论的主张的不一致，而且自己不知其所以不一致……但是，沈从文毕竟是国内文艺界中的一个有希望的作家。他那二十余年来的严正的创作经验与创作实践，是可能使他把这种矛盾克服过来的。只要他能够虚心，不要固执，不要“硬头颈”，更不要撒娇和依老卖老，克服这种矛盾是可能的。

我们在批判了沈从文的写作目的的矛盾，而且指出了他的目的之所以发生矛盾的来源以后，我们不禁发出这样诚恳的期望。35

有论者认为“许杰是个严肃诚恳的老作家，他的批评并无党派偏见”，“批评态度诚恳有分寸，所以他的观察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36确实如此。许杰在两篇小说评论中，一方面批评沈从文作品的主题，另一方面认为“这小说在技巧的运用上，却可以说是纤丽到了极点”，“他那写恋爱正在进行时的心理手法，却是特创一格的……运用的非常纯熟的”，37“作者的文章，自具有作者一贯的作风，清新，流利，又带一些枯涩的哲学意味”。38许杰与京派作家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趣味根本相异，但其摘瑕指瑜中，并无个人意气之争，也无刻薄责难之态，更无肆意谩骂之语，其严正而有力的批评，用意在劝诫沈从文改变“这不正确的意识”，主旨是为抗日的民族的文艺集聚力量。至于《论沈从文的写作目的》一文，则主要是讨论沈从文内心的矛盾而导致写作目的的矛盾，“诚恳地期望”其克服这种矛盾。

此事其实还有余响，值得再三回味。70年代中后期，许杰与沈从文有过几次晤面与通信，历经劫难，迫及暮年，重提旧事，各人的文学观念实际并无改变，但对彼此的意愿却多了一份理解。此当另文再论。

端木蕻良一进入文坛，就受到许杰的称道，连续在“读书随笔”专栏发表《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1936年11月17日）和《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1937年2月22日）。许杰直白地用“我喜欢这一篇小说”“我爱这位作者”表达对两篇小说及作者的认同。《遥远的风沙》写义勇军抗战的故事，“并不落俗”，主题“形象化得好，并没有一点主观的痕迹”，人物“写得成功的”。39《浑河的急流》里“有游猎的生活，有原始的恋爱，有封建领主的压迫，有人民大众的反抗……”特别是在写猎户们的反抗时，有“极可爱的原始的图腾式的恋爱的插曲，极热烈勇敢的女英雄的抗争。这几个人物，尤其是小姑娘水芹子，写的非常成功”。40端木蕻良在熟悉的生活中选取题材、开掘主题，用生动的笔调叙述故事、描写人物，没有口号化的抒情，也没有公式化的结构，虽然小说也有瑕疵，但许杰对这样一位青年作家已不吝赞美之词了。

1943年，端木蕻良在《文学创作》第2卷第4期上发表小说《前夜》，写作题材与创作手法有很大转变。许杰的《现代小说过眼录》中《端木蕻良的〈前夜〉》一文，对此颇为感叹：“这一转变，至少，至少，是不是前进的。”许杰认为作家创作的改变，如果是基于对文学的进一步认识，创作实践的探索与提升，那自然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为了附会“时髦”或迎合庸俗趣味，则是危险的。许杰批评《前夜》，一是小说用电影脚本的写作手法，“用电影脚本的手法写小说，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这也须得有个限度，不然，小说之所以为小说，根本就难从戏剧或电影脚本中分别出来了。”指出小说虽然“有些地方写得很形象，很生动，别有一番风趣”，但“不连贯，无系统，上下文不生照映”，是“废笔甚多的故事的堆砌”。二是“用糜烂的堕落的桃色生活做题材”，主题不明，缺乏人物的行动以及支持这些行动的故事。这番分析言辞有些峻急，其实很为端木蕻良惋惜。文末尤其可见许杰的殷切之意：“为了文学，为了作者过去的光荣，和他自己的前途，这一个改变，这一个倾向，是要不得的。”4150年后，端木蕻良的《洞仙歌——挽许杰兄》，“念往昔，剧谈把臂欢，成追忆，时光可能回转？”42应该亦有对许杰当年批评的感念吧。

王西彦也是许杰持续关注的作家。“读书随笔”专栏有《王西彦的〈寻找道路的人〉》（1936年12月20日），《现代小说过眼录》中有《王西彦的〈海底呼啸〉》。

《寻找道路的人》是22岁的王西彦在北平求学时所作，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决心走出去寻找自己的道路，但方向未明，前途未卜。“远在上海的许杰先生读了后，在一家报纸的副刊（笔者注：《立报·言林》）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说了许多鼓励性的好话，只是在最后表示了一点小小的异议，认为作品的结尾难免给读者留下一种阴暗的情绪。我明明知道许杰先生的本意是为了提携我这个后进，却不能虚心接受他的评论中最后那个意见，立刻写了一篇答覆文章给自己做辩解，就发表在原来那个文艺刊物上。”这段文字是王西彦晚年的追忆，余言述说其不久心生悔意，然许杰先生并未因此与之隔阂，始终关心其创作等等。43

确实，许杰在日后所撰《王西彦的〈海底呼啸〉》中，对小说集的10个短篇逐一分类讨论，客观评价其得失。除了肯定“作者的写作的题材，虽然是比较的琐碎，但因为都是实感，因为都是从实生活当中挹取出来的，却是很可以值得去注意的”，“他只是采取一些他所熟识而理解的，……作为他的写作题材——而这些题材，却可都是从各种的角度，各种的人物，反映着而且反映出这抗战时代的多面相的”。44亦对小说艺术技巧的瑕瑜，深思独得，有感而发。

虽说“‘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是批评家应有的风度”，45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因流派水火、观念歧异和私人恩怨，而引发的是非之争，甚至反目成仇，常令人感喟。许杰将“共信”“尊重”“民主”视为有效建立作家与批评家正常关系的理论策略，在小说评论过程中，正心诚意地持“严正而有力的批评态度”46说真话，为我们呈现了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可操作性的示范。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及许杰1946年8月所撰《文艺批评的本质》一文，其最重要、最引人关注之处是阐明“文艺批评的最高理想，在文艺方面是综合着美的文艺的价值，真与善的政治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高的统一。在人生方面，则是感情与理知行为与意志，甚至感性生活理性生活的统一与实践了”。47可以说，“读书随笔”专栏和《现代小说过眼录》里的近50篇小说评论，正是竭力趋向这一理想的履践，作为历史文本，既显现了许杰的批评家风度，又为我们提供了小说评论的一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