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视野下的底层民众、战时东南社会与知识分子“铸炼”——论许杰的小说创作

日期：2023-06-21 07:47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赵家璧主持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世。大系各卷主编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等撰写的导言，勾勒出第一个十年中国新文学的基本版图和发展线索，其中关于文学社团的介绍、作家作品的评定，为此后文学史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作为《小说一集》主编的茅盾，在导言中将作品颇丰的许杰归入文学研究会作家之列，指出他和徐玉诺、潘训、彭家煌等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1并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惨雾》《赌徒吉顺》两个短篇小说，此外还提到其《火山口》等小说。这对后来文学史中关于许杰的定位、评价产生了持久的影响。2

茅盾的编选、评论虽然精准地把握到许杰小说的主题、形式特点，对作品的现实性也做了深刻分析，但对许杰更接近创造社风格的作品却一笔带过，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未曾提及。受茅盾影响，研究界很长时期集中于许杰早期小说的研究，这对作家创作全貌的呈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3事实上，从抗战爆发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杰的创作从未中断，其小说大部分收入《别扭集》（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胜利以后》（上海：黄河出版社1947年）、《一个人的铸炼》（上海：中原书店1949年）等集子当中。这些作品细致、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期间及战后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遭遇与抗争，但它们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4因而，走出茅盾的影响，打破以往文学史叙事的窠臼，重新发掘、阅读许杰的全部小说，检视其完整的创作历程，揭示其作品的时代意义，变得尤为必要。

纵观许杰的小说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除了揭示乡土社会问题的小说，许杰创作的不少贴近创造社风格的小说，通过自我抒发的方式，着力表现时代青年的不幸。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许杰以激进左翼的姿态发表了不少理论文章，其小说转而表现底层民众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乡土社会激烈的阶级冲突。抗战期间，许杰敏锐地意识到东南文学独特的状况、作家历史处境的变化，他在小说中着重揭露社会的黑暗，并予以无情讽刺，但也透露出塑造新的历史人物，并寻找希望的努力。抗战结束后，许杰的《一个人的铸炼》等小说，记录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其中不无作家自我投射的意味，透露出关于现实政治的认知和想象。

一、许杰早期的“左转”及其小说中的底层民众

众所周知，许杰早期小说大都反映了浙东乡村普通民众艰难的生存状态和不幸遭遇，并因作品风格和内容鲜明的纪实特征，而被茅盾归入文学研究会作家之列。茅盾指出，许杰和彭家煌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两个都是纯客观的态度，两个都着眼在‘地方色彩’，两个都写了农民的无知，被播弄。”5茅盾进而分析作品道：“假使我们说《惨雾》所表现的是一个原始性的宗法的农村（在这里，个人主义是被宗法思想压住的），那么，《赌徒吉顺》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经济势力超于封建思想以上的变形期的乡镇，而这经济力却不是生产的，是消费的，破坏的。”5显然，茅盾更注重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农村社会的问题。同时，茅盾注意到许杰小说的色调颇为灰暗，“他常常能够提出典型的人物来，可是他不能够常常写得好。他只有一两个是写得相当成功的，例如《赌徒吉顺》中的主人公吉顺，《大白纸》中的大白纸；但这些都是畸形的人物，他们在转形期的社会中是一些被生活的飞轮抛出来的渣滓，我们只有从反面去看时，这才能够在他们身上认出社会的意义”。5所谓反面去看，主要是对普通人生活、精神世界黑暗面的揭示，更多是揭露、讽刺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茅盾后一种评价更贴近许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世界，许杰曾谈到：“我并没有看到光看到爱，我只看到一些无可挣扎的灰色的人生”，“我觉得现在的人类（至少在我眼中看到的）是不能有‘自由意志’，他们都在无可如何的大力的命运之下挣扎。现在的社会，也是太失望了，理想的社会，也不会在这丑恶的社会中产生。实在说一句，因为现在的大多的‘两脚动物’，还没有自己觉悟到是浮沉在灰色的人生中，听大力的命运的支配着的受苦呢！这便是无灵魂的人生”。6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许杰的小说中充斥着“无灵魂”的人物，他们深刻地镶嵌在浙东乡村内部：有的曾经留学日本，由于染上鸦片瘾导致家庭破败，最终因贩卖鸦片而身败名裂（《末路》）；有的是乡村旧风俗的受害者，没有自由恋爱的观念，却为感情和情欲所折磨（《改嫁的前夜》）；有的对自己的切身处境并没有清醒的认知，往往在个人幸福和旧伦理之间摇摆不定，生活的悲剧中平添了几分滑稽色彩（《改嫁》）；有的则是对邻居的妻子怀着暧昧的情感，可是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主要是受欲望的驱使（《邻居》）。这些作品有讽刺、有批判，但没有希望。在纪实手法之外，可以看到许杰对人物心理及其微妙波动的精细刻画，这在乡土作家中是比较鲜见的。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许杰书写城市青年的作品。茅盾指出：“一九二五年起，他转了方向，写都市中流浪的青年群的生活了；《火山口》内十个短篇全是这一类的作品。但在一九二四年他专注于农村生活的时候，他亦有过一篇流浪青年的描写，就是收在短篇集《惨雾》内的《醉人的湖风》。”但茅盾对这一类作品并不看好，认为“他的都市中流浪青年生活的作品却是热情的伤感的，多少还有点颓废的倾向”。7实际上，这些作品和创造社有着更深的渊源，许杰在回忆中谈到，自己和王以仁“名字挂在文学研究会，我们的作品也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精神上却同创造社有联系的”“同创造社在思想感情上较融洽”。8这一类型小说应从许杰1925年在《小说月报》发表的《醉人的湖风》算起。小说主人公“我”是一名为谋生而四处奔走的青年，既为饥饿穷困所苦，又深受性压抑的折磨，艰难的处境引发了人物激烈的自我攻击和对社会的控诉。《荧光中的灵隐》的主人公是“一个飘零者”“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一个爱的王国里永久流放了的囚徒”。9《火山口》中的“我”则深受性欲折磨，陷入狂想甚至性倒错的境地。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郁达夫、王以仁创造社作家风格的翻版，其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许杰在小说集《火山口》的序言中，对其创造社风格的作品做了自我批评：“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有一个时候，我的心理，的确是很游移的。这种游移的心理，以现在的术语批判起来，便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与坏脾气的表征；对于革命一途上说来，根本便是反革命的要不得的东西。”10但他同时做了自我辩护：“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来，则所谓发牢骚叫穷的表现，也未始非革命的前夜的前奏曲。”10许杰进一步解释道：“当阶级的意识尚没有觉醒的时候，这一切的表现，都是麻醉自身阶级，出卖自身阶级利益的反革命的行为；但是，无论如何，青年的一颗心，总还是火热的，总还是燃烧的。而这一颗赤热的燃烧的心，如果不能引导他到适当的路径，他是也会喷发的；不过喷发得错了道路罢了。”10

此后许杰便告别了创造社风格，主要原因是深受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后期，许杰发表了不少宣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些透彻、激进的理论文字，不仅对其文学转向有着较大的推动，而且在左翼文艺史上也格外值得重视。这些文章中，许杰把握到了左翼文艺的核心理论：其一，文学家是“喇叭手”，是“阶级的代言人”，11其定位是“实际上参加入农工们的队伍中的，一面是能够胼手胼足的劳动者，一面又是能够创造的艺术创造者”；12且作家并不因出身而影响其文学性质，“只要我们的作家根本是明了了阶级意识的人，是立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以宣扬无产阶级者的人生观，宇宙观，社会观，表白无产阶级者喜乐与哀愁的感情，呼喊出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者压在心头想呼喊而又呼喊不出的呼声；而引起无产阶级者的同情，觉醒，明了了自身阶级的地位与使命，燃烧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情绪，而积极的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便无论它的出身是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都是我们可以拥护可以崇拜的作者”。12其二，文学作品不光是为了让读者娱乐、消遣，而是“努力的表现唤醒读者的阶级意识”。12其三，文学承担起了新的功能，“我们的文学对于这种社会，这种人生，不应该仅仅是如实的描写，而应该指示，应该设计，应该改良”。12“普罗文学，所有走的及其所充满的精神，却是超于同情以上的同情，他是除了同情以外，还指示他方向，鼓励他勇气，觉醒他自我的地位，责任，及其意识，敦促他找出路，走上必然的光明的大道。”13

左翼文艺理论不光使许杰告别了创造社风格，而且促发其小说题材、视野的拓展和深化。不过，20世纪30年代许杰的创作并未依照激进左翼理论的路径展开，既未曾着力创造新的阶级形象，也未在作品中指示历史的未来方向，而是对左翼文艺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具体而言，即紧贴底层民众的生活、命运，以及底层社会的冲突，对现实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

首先，小说人物跳出了个人的圈子，“我”已经不是自怨自艾的知识青年，而是深入观察乡村问题的“带路人”。《冬夜》中的“我”是从上海返乡的知识分子，在和当地士绅一同处理乡村抢亲纠纷的过程中，观察到乡村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其黑暗面。

其次，作者对底层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说中的普通人已不再是“无灵魂”的状态，而是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小说《贼》讲述的是，在一个夏夜，村里的人抓住了一个“贼”，作家对这一情境打了一个比喻，“在这扭着的一团的周围，聚着零乱的人影；正如许多的蚂蚁，擎着一只苍蝇，而这一群蚂蚁，又在依着苍蝇，以苍蝇为中心，而向前推移”，将人比作苍蝇、蚂蚁，可见群众形象的灰暗，加之他们对“贼”不分青红皂白的痛打，越发显得粗暴、愚昧。但当“贼”讲了自己的妻子被土匪勾引，自己被诬陷才不得不逃了出来，因身无分文饿肚子才偷了东西，引起了人们的恻隐之心，小说写到“宰相、滥腐他们如同听讲故事，听唱道情一般，一声不响的听他说到这里，觉得早已被悲哀的空气严重的包围起来。便是小三的爸的那种笑嘻嘻的态度，也似乎被风吹散了的样子”。最终他们给“贼”拿了吃的，滥腐还给了他一些钱，人们目送“贼”离开后，“一阵凉风吹来，大家心中觉得颇为凉爽，但心情并不感到轻快”。14此处“贼”不幸的遭遇勾起了众人的同情，把他们从野蛮的报复情绪中摆脱出来，最终达成相互的谅解、共情，显现出新的底层世界。15

最后，小说反映的乡村问题更为全面、深刻，尤其着力揭示出了乡村内部的阶级冲突。《放田水》的主要情节是，阿元和地主张家的田地毗邻，地主为了抢走阿元的地，指使长工毒打阿元，阻止他放田水。阿元嫂气愤不过，自己去放水，和地主产生冲突，最终通过反抗取得胜利。小说写到阿元嫂夜里去放田水，看到田里的萤火虫，“这些小光点，和天上的繁星连接起来，真不晓得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世界”，作者笔锋一转，写到由于有钱人家的地里有水，穷人家的地里是干的，“这些在屁股上带着一点光明的萤火虫，也就不得不趋附到有钱人家的田里去了”。16小说中人物心理刻画颇为细腻，风景描写颇具美感，但已有阶级视角的介入。

二、绝望与希望交织中的战时东南社会

抗战期间，人们对文艺做了各种各样的设想，也有着颇为乐观的展望。朱自清谈到：“一切诗作者所熟悉的，努力的，是在大众的发现和内地的发现。他们发现大众的力量的强大，是我们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爱国心和自信心。”17但在国统区，这一说法无疑过于浪漫。首先，抗战改变了以现代城市为中心的文艺环境和体制，作家们有的奔赴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有的分散到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大后方，有的留在上海、北平等沦陷区，18当时许杰既不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也不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而是在东南的福建、江西等地活动。19许杰敏锐地指出，东南文艺界并非全国文协的构成部分，且由于“沿海各大都市的失陷”及“文化人与文化机构的内迁”，因而“文艺运动的最肥沃的土壤一变而为跷薄的沙田”；甚至作品的发表都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由于发表主要以报纸为载体，“以致受了报纸的取稿限制，无法把一篇好的作品保留下来，或是普遍地传播开去”。20其次，作家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是当时的普遍状况。许杰的生活颇为艰难，且遭遇丧子之痛，以至不得不呼吁提高稿费以保障作家的生活，“我自己承认，文艺是一种商品；我之从事文艺，正如劳动者之从事劳动，我的商品之制作，也正如一切铁匠木匠窑工农人一样，是想用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换得一些生活的资料的”。21最后，对作家刺激最大的，是抗战东南地区腐败的政府官员、凋敝的经济、混乱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的压迫和精神损害。22

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生活状况和创作条件，使许杰的创作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一时期许杰的《的笃戏》《怯弱者》《诱惑》《墟期》《一个小小的别扭》等五个短篇小说，23集中反映了东南社会的诸种乱象，论者称：“作风极平实，每一篇都反映了时代的或一面。”24许杰明确说：“抗战以来，光明的事情，固然也就很多，但在我看来，却毕竟有些迷濛，比较遥远。而且，别人都有着一窝蜂的风气，抗战尾巴早成了现阶段的创作公式……倒因为我自己就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写写现实，于我倒比较熟识。何况所谓光明，原就不能凭空而降，要不脚踏实地，认清现实的真相，指出现实的实在，再从这里开始，切实的做些功夫，光明的来临，非但不见得可能，恐怕也有些近于临空建塔。”25因而，纪实、揭露构成了许杰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要基调。

许杰战时小说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和时代相交接。一是深刻揭露了战时乡村的黑暗。小说《墟期》是根据现实创作的，许杰介绍，墟期是贸易集市，每隔三日有一个墟期，但在墟期“老百姓买不到米，地主资产阶级却把米囤积起来，再贩运出去高价出售，老百姓在埠头上抢米的事件时有所闻。这个情形，我也去看过一次，——老百姓一哄而上，纷纷从船舱里背米出来，从船舱到埠头，一路上撒满了米粒，历历在目……”26《墟期》以孩子阿桂仔为中心人物展开，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讲的是，阿桂仔趁墟期去买米却买不到，原因是政府限定米价，商人们把米发往外地卖高价；阿桂仔扮演的是叙事中“带路人”的角色，通过他的眼睛，看到老百姓“抢米”的乱象。阿桂仔看到后也想去抢米，但有些动摇：“大哥去打日本，我应该去抢谷子吗？”27下部讲的是，阿桂仔因“抢米”被抓进监狱，遇到了老师张先生，阿桂仔辩解自己并没有抢米，而张老师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是被冤枉入的狱。张老师谈到：“我也不晓得什么缘故。我当时这样说道，区署自己用高价收谷子，运到下江去做生意，现在要老百姓平价，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这话被什么人听见了，就说我要抢谷。或者，恐怕也因为我要办什么夜校，叫你们读书的缘故吧！”27阿桂仔最后死在狱中，而和他一起抓进来的人，一个被枪毙，一个被押解到城里去。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作者表现出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以及对黑恶势力的痛恨。《的笃戏》是一部充满讽刺意味的小说，其重点不在看戏，而在演绎戏台下的故事。小说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张太太为主线展开叙事，张太太去看的笃戏，因为过于跋扈，被一个小孩子戏弄，她气不过想要报复，但被一个女政工员阻止，张太太让县党部书记的丈夫为自己出气，县党部书记最终警告了女政工员，由此揭露出东南地区基层政权的腐败和官员的无耻；小说中穿插了抓壮丁的情节，以及县党部书记和奶妈的暧昧关系。据作者解释，穿插的情节主要是为了增强讽刺效果，28但客观来说，这样一来叙事显得有些散漫，讽刺的锋芒反而不够集中、有力。

二是战争中东南知识分子状态的描写、揭示。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焦灼的精神状态，是文学作品着重反映的主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剧作如夏衍的《心防》、于伶的《长夜行》，长篇小说如沙汀的《困兽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在这一序列中，许杰的《怯弱者》《诱惑》等可以予以新的释读。《怯弱者》中的张本之是工科学校的教师，但他的太太非常庸俗，为生计而搞了各种交际活动，张本之非常不满，却又时时动摇：“他也想爬，也想发财。有时，甚至想将计就计的，也和太太拉拢，希望利用太太的喜欢交际的心理和行动，利用喜欢和他太太交际的人们的心理和地位，以期讨得各方的好感，改善自己的地位，达到自己往上爬的目的。”29最终张本之向现实妥协，也参与了太太的无耻勾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许杰的小说尽管着力于对黑暗的讽刺、战斗，但也蕴含着不少新的因素，尤其着力于塑造新的人物，并寻找现实中的光明、希望。《的笃戏》中张太太和孩子发生冲突后，女政工员站在了弱者的一面，给她讲了“受了三个月的政治训练的民众宣传的理论”：“你便是主席太太末，也不能用强权来压迫人的哟！我们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有日本人，只有汉奸，才要讲强权，不讲公理，虐待老百姓，屠杀老百姓的，你是一位有知识有身份的太太哟！你怎么可以不讲道理呢？”30而《诱惑》中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内涵，小说中“我”到内地教书，但苦于没有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最终意识到，大学教师不过是“难民收容所里的高等难民”，31“在这抗战期间，我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国立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如果自己不咬紧牙关，决心吃苦，那就根本不必说什么指导青年，转移社会风气。但是，现在，连自己老婆的生产费，都觉得无法负担，这还该怎么样呢？”32与此同时，“我”听到同事谈论的是，担任合作经济又兼任学校合作社经理的同事“故意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而内里却是不要脸尽量揩油，说他怎样的打着一副不顾廉耻的哭丧面孔，硬要向社里讨什么特别办公费”。32一个社会分子希望“我”通过拉关系、走门路谋到职位，然后上下其手获得好处，“我”面临这些诱惑，精神时时动摇，但最终仍不肯同流合污，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精神坚守。事实上，这些作品富有自觉的战斗性，在《别扭集》后记中，许杰做了清楚的交待：“如今正是冷的天气，虽说冬天到了，春天也该不远了；但是，人世的春天的到来，恐怕不会机械得像自然的春天一样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打破这黑暗的时代，恐怕还要一长段的努力吧！老等是不会成事的，别人的施与，恐怕也靠不住。揭发这现实，打倒这现实，还是追求光明，预示光明的起步呵！”33

三、革命与知识分子主体的“铸炼”

抗战结束后，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地理迁徙，他们中不少人重新聚集到上海、北平、香港等城市，逐渐形成了新的文艺圈，并展开了政治、文艺活动。1945年9月，许杰被《前线日报》社派往上海接收日伪报馆。由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巨大变化，如国共内战的爆发，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大后方的金融崩溃、当局对知识界的言论管控等，激起了极大的风潮，34这对许杰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许杰战后的不少作品仍延续了抗战时期揭露、批判的立场：《胜利以后》讲述的是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造成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持续恶化，人们仍陷入贫困、失业当中，透露出作者深深的失望；以军队为题材的《逃兵》《宿营》等，则表达了作者反对内战的态度和情绪。

更值得注意是许杰反映知识分子在时代转折中精神抉择的作品。在小说集《一个人的铸炼》35后记中，许杰做了深切的自我批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我，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而自己的生活，年龄以及家庭的负累，又限制了自己的行动；我自己知道，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劣点，完全在我身上表现出来，但我的理解，我的认识，却又不能以此自安。我彷徨，我苦闷。自己明知道这一种心情只是这个人民翻身的大时代中的一点渣滓，一个苍白色的生命力量的表现，但我却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多少还珍爱着自己这种感情，因而就把自己这种感情记录下来了。这是我的灵魂的道路。在当时，我只希望由于我这种沉闷的灵魂的叫喊，使得和我同一处境同一感染的人们，不要忘记了这是一个灵魂的考验，我想给予他们一点绝望中的心理的应援。”36最后，作者决绝地“诅咒”这种“灵魂的道路”，宣告这种知识分子感情应该“死去”。但饶有意味的是，许杰并未彻底“告别”这些作品，在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铸炼集》中，《一个人的铸炼》《病中的觉解》《梦的埋葬》等作品赫然在列，可见，作者对这些作品是珍视的，甚至隐含着对自己创作历程“立此存照”的意味。37

如前文所说，知识分子是许杰抗战时期书写的重要对象，他战后的小说更深刻地勾画出了这一群体艰难的生存状况和复杂的精神图谱。小说《病中的觉解》反映了在抗战时期处于悲惨生存境地的知识分子，他们战后仍在生活的泥淖中挣扎，目睹无处不在的丑恶与腐朽，由希望走向幻灭。《沉闷的灵魂》写到：“满望以为胜利来临，复原到上海以后，总得舒他那么一口闷气。那里晓得，生活是愈过愈难，一切的破了的不要了的东西，还得翻出来再行利用，再行改造。从前的忍耐，总说还有一个希望，谁知今日希望破灭，仍旧逼着你作更大的忍耐。”38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知识分子除了生计困窘，更要承受精神的彷徨、苦闷。《沉闷的灵魂》中，“他时常说起，今日的时代，也正是‘三人行’的时代，或者被杀或者杀人，或者革命或者被人革命，这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而站在中间的，却是如他一样的既没有胆子，又不甘出卖，终于在夹缝中活着，在苦闷中偷生的人们”。38小说《病中的觉解》写出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张力，大正的弟弟大刚是国民党的官员，大正很讨厌大刚，但又不得不接受他的馈赠，引起了自己精神的动荡：“你不作恶，但你也并不积极；你忍耐着，你沉住了气，你自己因为心中的妒火，并没有熄灭，铁之所以为铁的潜能，并没有丧失；但你却也做了消极的帮凶。你的学术研究与贡献，究竟有什么用处？向前冲吧，你可没有力量，而一个人单独的行动，也发不出什么力量。沉默吧，不加什么表示吧，却又助长了罪恶的存在和滋生。”39此处更多地表现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警醒。

相较而言，许杰笔下战后知识分子的独特之处在于，要在更复杂、紧张的现实环境中，做出新的政治抉择，这主要和作家的政治身份有关。1946年，许杰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又加入上海大学教授组织的“大教联”，主要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并发表了不少抨击时事的杂文，因而，他的很多议论具有鲜明的民主知识分子的特点。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许杰回顾了五四新文学到抗战文学的整个历程，指出：“现在，大家提出个为人民的文艺的口号。现在已是人民世纪，民主世纪。这不是仅限于中国，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潮流……这十年内，我们为文艺努力，即是为中国民主而努力。”40许杰很多类似的言论，代表了当时民主人士的看法，但是，他并没有一直沿着民主党派的思路展开政治活动，他在小说《一个人的铸炼》中，对民主党派政治也提出质疑：“这边在改组政府，前方却不知有多少人民的生命财产，多少的士兵，在炮火中牺牲呢？民青两党，你不要谈他，那真不要脸，那时无耻之尤的；他们自己想做官，想分一把高椅坐坐，但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帮凶。”41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治实践传入了国统区，进入了许杰的视野，构成其小说重要的现实对应物和叙事动力，更重要的是，其转换为作家思考、深入时代的支点和动力，并成为政治抉择的重要参照。《一个人的铸炼》中，通过陈子和向张挺生介绍了他参加中共革命的大儿子的情况：“他说起，阿峰在那边怎样的积极的工作情形，他说他怎样的和民众打成一片，深入到每个农民的家庭中，怎样的给他们拟定生产计划，解决困难，他怎样的教育他们，又怎样的参加了他们的生产。”41最终小说主人公张挺生加入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当中，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震颤，“这天崩地裂的口号，从每一个人心的深处，通过每一个人的喉咙，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坎，同时又把每一个人的心都联结起来”。41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蜕变，“张挺生被前后左右的人群拥挤着，他的灵魂也被这震天的巨响，这充塞着天地间的热情包围着，他觉得没有了个人，也没有了自我和单独，他的个体，他的灵魂，都融化在这人的巨浪当中”。41由此主人公“受过一次灵魂的铸炼，体认到生命的意义”，小说最后写道：“他一个人回到家里，他觉得，这不仅仅是悟道，这简直是生命的改造。”41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行动，而且表现出他们转变、改造的过程，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隐喻意味。

随着对中共革命实践、文艺了解的不断加深，许杰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1948年，许杰开始提倡人民文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艺，人民文艺，是这一时代文艺运动的主流”，具体指的是“用人民的形式，大众化的形式，配合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特别是着重于土地的变革和封建的残余，以建设新的属于人民的民主的社会”。42人民文艺对许杰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大量阅读解放区作品之后的具体认知。人民文艺视角的确立，使得许杰重新认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传统，尤其对解放区作家、文艺作品予以充分肯定。43与此同时，许杰提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即文艺工作者面临的“是怎样克服自己的弱点，站在人民中间，为人民努力，为人民文艺的创作而努力的问题”。44不过，许杰毕竟不同于解放区作家，由于历史条件、个人经历的原因，他对知识分子通过和工农兵结合的改造，以及由民间文艺提升到人民文艺的过程，显然是有隔膜的，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一批文艺工作者，有些因为生活意识的关系，虽然眼看到光明与真理的所在，但却无法在行动上配合着的，恐怕还很多吧，特别是一些比较年长，生活已经定型了的作者，——自然，他们的努力，还是必要的，他们的努力，还有时代的意义。”44即便如此，许杰的道路仍有其重要意义，他是在政治社会的高压环境中，走上独特“铸练”之路的知识分子，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趋近革命并走向人民的一种样态。

通过整体考察许杰的作品及其创作历程，不难看出其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茅盾的视野。就创作而言，许杰的小说题材、风格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做出新的拓展，其不仅摄取了历史巨变中普通人生活、情感等的诸多面相，打开了独特的认知历史的通道，而且和现实展开了深刻的辩证关系；从知识分子的历史来看，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许杰主动投身现实，由寻找光明到最终趋近革命和人民，其经历的艰难的挣扎、蜕变和改造历程，无疑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