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之女与越轨之妻——论陈忠实中短篇小说中具有反叛色彩的两类女性形象

日期：2023-06-22 11:32

一、“叛逆之女”的抗争

中短篇小说《蓝袍先生》中的田芳和《窝囊——献给古原的女儿》的张景文等作为陈忠实中短小说中最鲜明的叛逆女儿形象，在她们接受了现代知识的启蒙后，开启了对抗血缘之父、反抗封建婚姻以及决然离家、追求政治信仰的出走路径，由于彼时社会文化背景限制，个体的反抗虽然包含着一种失败的必然性，然而对于文化意义上中国女性解放的探索实践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含义。

（一）反抗封建婚姻的女学生

《蓝袍先生》虽以徐慎行为主角谋篇，但其中的女学生田芳却异常出彩。她凭着对知识与婚姻自由的追求，公然挑战了父权之父的合法性。遇到田芳之前，“蓝袍先生”徐慎行谨记着父亲那“女色好比洪水猛兽凶恶”1的教诲，接受了非自愿的封建婚姻，换上长袍，学着父亲的样子坐馆执教。直到解放后，他进入师范学校进修时遇见了漂亮的田芳，田芳一次次鼓励其脱掉礼帽、长袍，改变行走坐卧的僵硬姿态以及封建迂腐的观念，父亲数年教诲在他心上所铸成的坚硬的壁垒，终于田芳张扬且绵柔的美丽和温情中土崩瓦解，以至于当田芳在校门口被父亲一行人粗暴拖拽，企图逼迫她回家拜堂时，徐慎行有生以来头一次敢于愤怒地抡起拳头，不顾一切地与蛮汉们搏斗。解救出田芳，徐慎行问：“他们怎么敢光天化日地抢人？”2接着又问：“到教室来找你地那个老汉是谁？你怎么就跟他走了？”3田芳答：“那是我爸。”田芳的父亲在她十岁时，就把她许了人家，换回八石麦子。而这样的婚姻遭遇是班级中许多人的痛苦。“那是我爸”意味着不得不随他去，意味着不可违抗，父亲的权威穿透了校园的屏障，这权威可以粗暴地抵达儿女的一切藏身之处。而“随他去”之后的挣扎和反抗，则是一种自我表态，作为女儿，田芳回应了父亲的召唤，作为女人自身，她选择对父亲及荒谬的婚姻说“不”。

田芳与父亲一行人的当众撕扯，撕开了封建嫁娶的部分真相，他们近乎绑架的粗暴行为终于在可见的时空中显现出来，因为无论怎样，父亲再也无法悄无声息地哄吓住一个被现代知识启蒙过的少女，以使她因为几担粮食而嫁给素未谋面的未婚夫。绑架——绑嫁，发生在校门口的“绑嫁现场”，让那些方才从父亲眼前逃离不久的少男少女们看到了自己曾经、正在以及即将遭受的苦难，遮羞布撕碎了，可怖的封建秩序吞食少女的暴力现场令人无法视而不见。于是徐慎行一类被父亲如此对待的少年再也无法隐忍，举起拳头砸向了“绑嫁者”，砸向了全凭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砸向了受困已久的父权。田芳由师生捐赠的钱款抵了卖身所得的粮食，销毁了婚约，并与徐慎行之间萌发了自由而炙热的恋爱，尽管那恋爱曲折而又短暂，但他们成为了彼此的婚姻自由的启蒙者，也成就了彼此具有深刻意义的反抗封建婚姻的“壮举”。

（二）为信仰赴死的女革命者

与田芳的贫苦出身不同，张景文是老财东的掌上明珠，自小得绰号“疯女子”，灵醒聪慧的她受到现代教育启蒙，热血澎湃地背叛其家庭和阶级投身于革命，她早已做好光荣牺牲的思想准备，却从未想到最终会因革命身份被怀疑而遭战友活埋。在被活埋之前，她问眼前的战友凭什么相信她就是特务，他们答：“你不是没吃没穿，又能念书，你跑到这山沟里来闹啥革命嘛！”4张景文无法解释清楚她为什么而来，他们也无法理解衣食无忧的大小姐何以主动革命。肃反干部在囚窑中审查她时也曾说，既然张景文所处的阶级能使她享乐使她受教育，她凭什么要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对抗，张景文如实回答是因为自己接触了进步书刊，干部却说：“如果一两本进步书刊就能把一个阔小姐影响成红军战士，那么我们都扔掉枪杆子去印进步书刊去影响反动阶级地军队警察特务岂不更轻松！”5终于，抛开身份和阶级，他们以“为了活着”而革命的男人的理性，将一个不可理解的“为了信仰”的“非理性”女人活埋进泥土。阶级——身份——性，张景文在这三个抖动不安的变量中被不断质疑，最终在不可化约的性别对抗上走到了尽头。男战士与女战士的对抗寓指着男女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张景文不是如她料想的牺牲于火热的战场，也不是遭敌人迫害，而是在四下无人的荒野中，窝囊地死于战友之手。他们不信或者不敢信，一个女人只凭着“信仰”就能够抛开富贵生死来闹革命，她何以表现得比他们更纯粹更坚定？作为一个宁死不屈的革命者，一个无忧无虑的阔小姐，一个被“进步书刊”感召的女人，张景文的一切自证与言说在他们那里全部读取失败。

从法律而非文化意义的角度而言，无数只身赴死的“张景文”们的确用生命换来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这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用短短几十年取得的成果。相较于持续两百多年之久而未能达到如此目的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全社会及国家力量的助推下似乎也显得迅疾而顺利。只是，中国妇女运动历来就不是独立出现的，从建党到建国这一时期，妇女解放始终同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缠绕在一起。在革命中，妇女响应号召顶起了半边天，做到了男性能做到的事情，然而，革命以“打破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许诺了妇女解放，但利用妇女的力量实现了民族、阶级和男性的解放以后却又遗忘了女性，女性文化意义上的解放则被无限期地延宕了。如张景文一样的革命女性则像用过的武器和战壕，或者锈迹斑斑在展馆里陈列着，或者被填埋起来成为太平盛世宽阔繁华的街道。“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号召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的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成了一种子虚乌有。”6对张景文的“活埋”，意味着用泥土的力量使其归入自然，泥土填平之后一切痕迹烟消云散。用戴锦华的话说，刚刚浮出地表的女性，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又被抛入深深的地下，张景文的窝囊之死也因此具有了一种极为强烈的讽刺性意味。

二、越轨之妻的觉醒和斗争

“越轨”一方面指作为不忠之妻的玉芹、吴玉贤借助越轨之恋实现了对夫权的试探性抗争，另一方面是指作为女企业家的四妹子、田雅兰和女乡长沙娜以“离经叛道”式的魄力和勇气对抗偏见与不公，拓开了女性于“家”之外的生存途径。

（一）不忠之妻的背叛与回归

陈忠实的中短篇小说中，典型的“不忠之妻”形象有《康家小院》中的吴玉贤、《地窖》中的玉芹，《我自乡间来》中的“阿克西尼亚”等。玉芹尽心竭力地侍奉丈夫公婆，却从未被正眼相待，暗中解救被丈夫追杀的男人，并在自家炕上与其发生了关系，欢爱过后复又回到卑微的家庭生活中。吴玉贤“知礼识体，勤勤快快，正是庄稼人过日月所难得的内掌柜的”7，公婆对她也甚是满意。直到政府号召妇女识字学习而意外结识了杨先生，她由“乖媳妇”变为了被丈夫捉奸在床的“婊子”。第一堂课上，吴玉贤和其他女人一样，羞怯地思量着眼前这位新式打扮的年轻白净的先生，等待点名。然而，那些女人“压根没听人叫过自己的名字，倒是听惯了‘牛儿妈’‘六婶’‘八嫂’的称呼，自己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8。在鲜有的姓名对答中，久未谋面的能指和所指终于照面了，女人们的姓名因为长期疏于使用而锈迹斑斑，陡然听到一个温柔的嗓音擦亮了那熟悉而陌生的音节，一个个显得羞怯、惊喜又局促不已。当杨先生喊出“吴玉贤”三个字，她的“心忽地一跳”9，在丈夫康勤娃面前从未有过悸动和慌乱的吴玉贤，被杨先生一声点名拨乱了心绪。咒语般的姓名召唤使得吴玉贤逐渐意识到父母包办的婚姻于她而言是充满遗憾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这些新鲜话令她吃惊也使她懊悔，在这迟来的懊悔中她短暂地感受到了作为“为己存有”（Being-for-itself）的女人的快乐。随着杨老师一句“我爱你，妹妹”，她幸福地几乎昏厥了。随后被丈夫捉奸在床的吴玉贤毫不辩解，面对丈夫夜夜的暴打，“她不躲避，忍受着该忍受的一切报复”10，为心爱的杨老师挨打，吴玉贤心甘情愿，倘若能和杨老师结婚，她更是毫不在意丢脸与否。然而，象征着现代精神文化的杨先生和她却“只是玩玩”。吴玉贤遭受了“自由恋爱”和封建婚姻的双向排斥，同时也被娘家责骂驱赶，自杀不成的她最终只能回到康家小院。就像鲁迅说，无法获取独立性的娜拉在出走之后，只有沉沦和返回两条路，吴玉贤选择了败兴而归，回到反抗的起点。在吴玉贤被送回娘家教训时，母亲痛哭着数落道：“你个女人家，上学做啥？……人自古说，戏房学堂，教娃学瞎的地方”11。仿佛识字读书对良家女子来说是一种不可触碰的毒药和禁忌，而读过书的女子则更是被知识“戕害”和“荼毒”过的“不祥之物”。吴玉贤越轨之后的无奈折返，正表明了无论是否接受过现代知识的启蒙，一个女人企图依靠男人性来解救自己，以抵抗父权家庭和男权统治的压迫从而获得自由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离经叛道的女“事业家”

和通过婚外恋情构建女性自我的吴玉贤等人不同，《沙娜》中要当女乡长的沙娜，《四妹子》中办养鸡场的四妹子，《田雅兰》中办家庭农场并任经理的田雅兰等人是凭借曾专属于男性的政治才能和经济才能，自发地突破了彼时的性别桎梏，展现出了坚韧强大的女性力量。

沙娜是一个美丽且有气韵的女人，她独自到文化馆拜访领导，开口就说“我要当乡长”，其罕见的坦率大胆一下子就打动了女领导。沙娜本是乡上搞妇女工作的干部，有能力却无人举荐，她为乡上要钱修水电站，做到了男人都做不到的事，却被传言是和局长上床所得，十里八村的人们一说她就仿佛见到狐狸精一般敏感。但沙娜的魅力就在于她敢于大胆果决地自我举荐，其反叛性表现在不和任何人争辩，只将身为女人的自己毫不遮掩、理直气壮地托举出来。文本中，书记并不知晓沙娜最终是怎样当上的乡长，不过陈忠实略带暗示性的含蓄笔触却是指向了沙娜以“性”为筹码达成了目的，不论是否如此，企图跻身政治场域的沙娜，始终遭受着被“他者化”的危机，但作为一个人们眼中漂亮的“淫乱女”，坦率的沙娜当上了乡长这一事实，无论是对于厌女的男性还是被蔑视的女性而言，仍然含有着一种双向的讽刺意味。

被称为“闯王”的四妹子和“歪婆娘”田雅兰，虽然没有沙娜的政治抱负，却凭着女性地坚韧夺得了经济上的主人地位，将女性意识从言听计从的妻子身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打破了男人承担家庭经济来源的传统分工。以四妹子为例，她勤劳节俭、家务熟练，却被婆家认为举止张狂、有失庄重，掌管经济大权的公公劝诫说：“女人要像个媳妇样儿”12。自此之后，原本活泼畅快的四妹子变得郁郁寡欢。为了改善被公婆严格管制的状况，四妹子开始想尽办法改善小家庭的经济条件，她历尽艰辛办起养鸡场，最终惠及整个家族乃至村庄，事迹被以“媳妇给公婆发工资——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质变”为题登报宣传。和四妹子冲破经济困境的经历类似，田雅兰原本是被政府救济的穷困对象，丈夫重病几欲自杀且有三个儿女嗷嗷待哺，被逼无奈之下，她变得愈发剽悍能干，因此被叫成了“泼妇”和“歪婆娘”。然而就是这个“泼妇”竟撑起家庭重担，甚至开起了农场并当上了经理。正是诸多像四妹子和田雅兰一样的女性基于其家庭境况做出的尝试和改变，一定程度上显示着现代婚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波伏娃说：“女性状况在经济上的演变，正在动摇婚姻制度：婚姻变成通过两个自主的个体自由赞同的结合；配偶的缔约是个人的，也是互相的。”13尽管在四妹子所处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婚姻的缔结尚留有“父母之命”的遗痕，但她们打破女性应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观念，逐步争取独立的尝试，也的确推动着家族联姻式的婚姻朝向自主个体结合转变。

结语

通过对叛逆之女和越轨之妻两类女性形象的梳理整合，不难发现，陈忠实作为审美感受和审美情趣“最富于农民群众心理结构和生活经验色彩”14当代作家之一，其中短篇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个农村女性形象及其生存状貌显得格外“真实”。她们站在各自所属的年代与家院中，如同张张照片一般复现着中国妇女相同而又相异的生活情状，有低声细语、默默无闻者，也有本文所述胆大妄为、乖张放肆者。陈忠实有意注重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又在无意识之下谱出了从作为附庸的女性家庭成员到“为己存有”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这样一条清晰脉络。其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异同明了，散而不乱且渐次分明，具有一股内在性的成长之势和愈渐炙烈的生命力，为女性主义理论批评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参考，也为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探寻出一条值得思考的路径。